在克段一事上，“三傳”解經各有各說，篇幅都不太長，疑點卻有很多。仔細分析的話，雖然很難找出正確答案，現有的答案卻讓人越想越覺得可疑。
除了在“克”字上的爭議之外，對於褒誰貶誰，對於叔段的出奔，曆代學者提出了無數的意見。孔子的真意究竟是什麼，真理到底在誰手裏，這都是重中之重的問題。所謂重中之重，因為這遠不隻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且是密切地關乎時政的，諸如藩王問題、宗族問題、貴戚問題，都需要從對克段事件的闡釋中獲得相應的理論依據。即如前文講到的漢景帝與梁王這一對兄弟，其關係便與鄭莊公與叔段的關係大為相似，比如王夫之《讀通鑒論》深誅景帝之心，便是從這一關係入手的。
話說回來，按《左傳》的記載，叔段兵敗之後並沒有被鄭莊公殺死，而是流亡到了共地，是稱共叔段。作為鄭國公子，叔段逃到共地的這種情況在《春秋》當中應該被稱為“出奔”，也就是說，如果《春秋》的體例完備而嚴謹的話，在這裏還應該有一句“大叔出奔共”，形式如《春秋·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或如《春秋·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等等。但是，叔段的出奔卻被《春秋》“遺漏”了。在一眾經學家的眼裏，《春秋》是孔聖的萬世垂法，不可能存在這種遺漏，所以，這個遺漏肯定是聖人故意為之的，其中一定有什麼深刻的含義等待我們細心發掘。
孔子的微言大義如同達芬奇密碼，讓兩千年來無數的睿智之士前赴後繼。從這層意義上說，經學就是密碼學，而這一密碼學中的公理就是：密碼是當真存在的。以下繼續做一點兒管中窺豹的工作，看看不同時代的專家是如何以不同的風格與方式來孜孜以解碼的。
（一）救時之弊，革禮之薄：啖助、陸淳、趙匡的學術革命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太平盛世驟然冰消瓦解，這也在思想領域裏促成了一場革命。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得有高明的政治思想來做指導，那麼，時政的情形既然不算太好，這是否說明現有的政治思想還不夠完善？啖助、陸淳、趙匡這三位春秋學的大家回顧學術曆史，覺得“三傳”以及專研“三傳”的前輩名家們把路線走錯了——《春秋》不應該僅僅被追溯到周公製禮，其意義更不僅僅是黜周王魯或者褒貶勸誡，前代學者這麼講，雖然也得了一些《春秋》真諦，但流於表麵，未能達到《春秋》的真正內核。
那麼，孔子修《春秋》到底有什麼深意？啖助說道：“孔子的深意究竟是什麼，‘三傳’並沒有明文記載，解‘三傳’的學者則各說各話。搞《左傳》的認為《春秋》意在秉承周公之誌，在周德衰落、典禮喪失的情況下，孔子根據魯國史料編纂《春秋》，考其行事，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杜預就是這一派的代表。搞公羊學的則說：孔子作《春秋》是黜周王魯，變姬周之‘文’而從殷商之‘質’。何休就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治《穀梁傳》的卻說：平王東遷之後，天下板蕩，王室衰微，孔子很痛心，於是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給天下確定是非標準，使好人安心，使壞人害怕。範寧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三家各執一詞，但是照我看來，他們誰也沒說到要點。這三家既然在宏綱大旨上就走偏了，等而下之的那些解說就更加離題萬裏了。依我看，《春秋》的大旨就是八個字：救時之弊，革禮之薄。”
啖助這個結論的理論根據就是前文講過的夏、商、周三代不同政治特色的流變：夏的特色是忠，忠的弊端是野；殷商上承夏政，政治特色是敬，而敬的弊端是鬼；周人上承殷商，政治特色是文，文的弊端是僿。要想革出僿這個弊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夏政之忠。從這三代的政治演變可以看出：所謂文，其實隻是忠的末流，也就是說，忠是本，文是末。國家製定政治綱領，取法於本，其弊為末，如果取法於末，弊病可就大了。
那麼，武王和周公都是一代英傑，難道看不出這個問題嗎？不是他們看不出，而是因為他們上承殷商之弊，不得已而以文為自己的政治特色。周公過世之後，按說周人自家的政治已經基本穩定了，對當初不得已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也應該變革一下了，但一直沒人動手來改革，就任憑原本的權宜之計變成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周代政治的弊端還要大於夏、商二代。及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孔子很痛心，說道：“虞夏之道，人民少有怨恨，殷周之道則弊端太多。”又說：“後來的世代裏就算還能有明主興起，怕也很難趕上大舜了。”孔子大概是覺得大舜那種淳樸的政治難以行於末世，但退而求其次，夏代的忠道卻是可以複興的。所以《春秋》是以夏代之忠道作為核心綱領，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才說《春秋》的核心綱領可以概括為那八個字：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佐證還有不少，比如《淮南子》說過“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說“三王之道如循環”，等等等等，三政循環，要救周政之弊自然要以夏政為優。所以我們知道，春秋是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代的政治特色為本，並不是完全信守周典的。如果按杜預的說法，春秋本之周禮，那麼周德雖然衰落，禮法尚未泯滅，又何必另作一部《春秋》？所謂“周公之誌，仲尼從而明之”，這和孔子說的“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明顯是矛盾的。杜預見解淺陋，不可盡信。
何休的見解又如何？何休說過《春秋》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這確實把話說對了幾分，但何休顯然沒有本著這個精神去做。何休沒有把這個綱領用之於忠道原情，而是用之於名位上的糾纏，在黜周王魯上大做文章，實在是失之於淺末，對於《春秋》宏旨未得其門而入。《春秋》要以夏之忠道革除周代文道的弊端，重點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而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範寧的穀梁學更不靠譜，所謂勸懲褒貶雲雲，曆代史書有哪個不是勸懲褒貶，難道隻有孔子的《春秋》才這樣嗎？所以三家之說都沒能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我們研究《春秋》，還是得把握住“救周之弊，革禮之失”這八字真言。
這一番議論，把杜預、何休、範寧這分列“三傳”學術巔峰的三位大師一網打盡，重新確立了學術基調，挑戰著學術權威。但要說到啖助這一派的成就，大概可以評為“勇於衝破藩籬，精神可嘉”，而他們的諸多新論往往隻能說在穿鑿附會的程度上比前輩又前進了一步，並且開啟了一個推尊《春秋》而摒棄“三傳”的新的研究傾向。
如在克段一事上，陸淳引述趙匡的意見點評“三傳”得失。《左傳》解經，說“如二君，故曰克”，而“克”字為能勝之名，並無二君之義，《春秋》全文並沒有兩位國君交手而用“克”字的例子。（他們在這點上倒很有幾分嚴謹求證的精神。）《左傳》又說“不言出奔，難之也”，陸淳引啖助語說：這是孔子貶斥鄭莊公誌在殺弟，所以不提叔段出奔，因為如果說了叔段出奔，那麼鄭莊公就隻有逐弟之惡而沒有殺弟之罪了，而且也看不出叔段的逆心。
《左傳》又說“遂置薑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啖助的意見是：莊公分明說過“薑氏欲之，焉避害”，還說過“不義不昵，厚將崩”，可見鄭莊公是不願意給自己惹上惡名的，隻不過不知大義這才終於有了殺弟的舉動，但要說他作為兒子把親生母親囚禁了起來，這就不可能了。《左傳》這麼寫簡直就是瞎說。
啖助的這種解釋已經近乎以義理來平衡事實了，在《春秋集傳辨疑》裏更直指“鄭伯必不囚母”，以至四庫館臣論道：啖助實屬臆斷——鄭莊公掘地見母所挖的那條大隧道留有故址，《水經注》明文有載，哪能隨便就說《左傳》捏造？照啖助這麼說，哪還有可信的史料？
啖助接下來再評《公羊傳》。《公羊傳》說“克者，殺之也”，陸淳引趙匡的話說：通觀《春秋》體例，從沒有把“克”字用作“殺”的意思。《公羊傳》又說“不稱弟，當國也”，這個說法也靠不住，之所以不稱弟，是為了表示叔段沒有謹守為弟之道，在這點上還是《左傳》的解釋比較恰當。
《穀梁傳》的解經是“克者何？能殺也”，趙匡的意見是：《穀梁傳》對“克”字的解釋並不恰當，但總體來說《穀梁傳》的解釋還算盡在骨肉情理之中，所以隻要把“能殺也”這個說法去掉，其他內容倒也值得保留。
《穀梁傳》又說：“《春秋》對叔段不稱公子，因為叔段沒有謹守做公子之道。”叔段是鄭武公的兒子，按慣例是可以被稱為公子段的，而《春秋》既沒有稱他為弟段，也沒有稱他為公子段，隻是單單用了一個“段”字。趙匡的看法是：《春秋》筆法是把握問題的重點，而在對叔段的稱謂上，弟弟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一層意思，公子的身份則在其次，《春秋》已經不稱叔段為弟了，這就是擇其要領了，就沒必要再在不稱公子的問題上多費周章了。
趙匡接下來還提出了一個考據上的疑點：鄭伯克段於鄢，這個鄢應當是鄔，也是鄭國的地盤。
趙匡的這個說法後來確實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明代陳耀文《正楊》舉《切韻》為證：“帝虎並訛，烏焉互舛”，這是字形相近而發生訛誤。這個鄔地，就是《左傳》後文提到的“王取鄔、劉、蒍、邘之田於鄭”之鄔，“鄭伯克段於鄔”在傳抄的過程中被誤寫為“鄭伯克段於鄢”。杜預注鄢地為“潁川鄢陵”，大錯特錯。道理是：從京地到鄔地並不太遠，鄔地又在鄭國的疆域之內，所以叔段麾下能網羅有一批人馬，和鄭莊公兩雄相爭，這才被《春秋》稱之為“克”。如果叔段從京地遠走鄢陵，這便出了國境，也就沒有了人馬可用，鄭莊公若在這裏打敗叔段便不能被稱為“克”。加之《左傳》又說叔段從鄢地出奔，到了共地，而考之地理，自鄔地過河正是通往共地的捷徑，如果叔段已經南行到了鄢陵，是不大可能從鄢陵跑到共地的。在對“於鄢”的解釋上，《公羊傳》也是錯的，還是以《穀梁傳》為優。
趙匡的說法無論是對是錯，首先是打破了舊有的一種經學傳統——以往的經學家大多專攻一傳，貶斥其他，有人捍衛《左傳》，有人說《公羊學》才是聖人的大義傳承，有人則說《穀梁傳》最優，互相攻訐，不死不休。尤其在漢代，不同學派為了爭立學官，獲得官學地位，打得更是不可開交。但陸淳這部《春秋集傳纂例》彙集啖助、趙匡之說，不主“三傳”中的任何一傳。從上麵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傳”被近乎平等地擺在了新式顯微鏡下，被同樣地分析、辯駁、梳理、審查，今、古文經學的堅固藩籬好像完全看不到了。大約可以說，陸淳這部書開啟了宋代春秋學“舍傳求經”的先河——也許幾百年下來，人們對舊有的門戶鬥爭已經深感厭煩了吧？
再者，趙匡對“於鄢”的辨析明顯求之於史實地理的考據，而不是一味地在義理上下功夫。對義理殺傷力最大的往往不是對立義理的雄辯，而是對事實的發現。如果趙匡的考據是對的，《左傳》和《穀梁傳》倒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可《公羊傳》卻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連帶著那些公羊學家的地位也會受到相應的動搖。
經學家普遍認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所以“鄭伯克段”和“鄭伯克段於鄢”在含義上是很不一樣的。《公羊傳》解釋《春秋》為何不稱叔段為弟，說“當國也”，何休解釋說：叔段想當國君，所以《春秋》就本著叔段的心理，像描寫一位國君那樣來描寫他，以此來凸現叔段的謀逆之心。
從文義來看，《公羊傳》說“當國也”，意思是：《春秋》把段當作匹敵一國之君的人物。接下來，《公羊傳》又解釋“於鄢”的含義，說：“其地何？當國也。”《春秋》為什麼要特地標明叔段被克的地點，原因也是“當國”。接下來便和齊人殺公孫無知的事情做對比，得出來的結論是：這類事情如果發生在國都之內，《春秋》就不寫明地點；而如果發生在國都之外，但謀亂被殺之人並沒能匹敵一國之君，《春秋》也不會寫明地點。
為什麼《春秋》在筆法上會有這個區別？據何休的解釋：如果“當國”之人身處在國都之外，就很有可能結交鄰國，借鄰國之力造成內亂，所以《春秋》才要特別注明其人所在之地，用意是說：這個人已經很有裏通外國的危險性了，得趕緊除掉才行！而如果這個人勢力沒有那麼大，即“不當國”，那他即便身在國都之外，具有交結鄰國的可能，也沒有力量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春秋》便沒必要特地注明地點。如果是在國都之內，當國之人受誅，禍患已絕，便沒有必要注明地點；其人力量若不足以當國，《春秋》就以殺大夫的體例來做記錄，也沒必要注明地點。
何休的解釋不知道是上有師承還是完全根據《公羊傳》的文本所做的揣摩，而趙匡的考據則直擊《公羊傳》本身，其結果將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公羊傳》在這一地點的記載上完全失誤的話，那麼多隨之而來的義理發揮也自然就沒有了著落。在訓詁考據上對經典的質疑要到清代才大行其道，閻若璩證偽了古文《尚書》就是最有力的一個例子。相形之下，趙匡他們的考據功夫就薄弱得多了。但畢竟他們發起了這個攻勢，“三傳”的權威性同時受到了懷疑。
從克段一事管窺啖助、趙匡的解經風格，雖有考據但失之於淺薄，多出心裁但失之於無據，乃至盡廢“三傳”而直解《春秋》，從此開啟了一代嶄新學風。餘緒流傳，愈演愈烈。到了清代，有人感覺這一派經學胡編亂造、肆意發揮，實在太過分了，後來乾隆朝編了一部《禦纂春秋直解》，要以政治力量來一匡經學是非，四庫館臣在對這部書的評論裏說道：自從啖、趙開風氣之先，學者們秉承其緒，多以私見揣度經義，在見解上力求出新，結果繼踵者越多，《春秋》之學越荒。及至孫複出現，提出《春秋》有貶無褒的新說，經學更入歧途，學者們在字裏行間到處探求孔子的貶抑所在，實在找不到了就大搞深文周納。這些實在是信不得的。而這些書裏影響最大的要算是胡安國的《春秋傳》，滿篇都是牽強附會。
牽強附會的始作俑者倒不能算在啖助、趙匡他們頭上，四庫館臣引王充評論“公”“穀”兩家的話說：“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可以說作為經學重鎮的《春秋》之學從一開始就是這個基調。
（二）宋學管窺
1.孫複
在啖、趙之後，四庫館臣主要駁斥的對象一是孫複，一是胡安國，前者是北宋春秋學開山祖師，後者是南宋春秋學巔峰人物。全祖望稱“宋世學術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孫複）為之先河”。
慶曆年間學風一變，疑古之風漸起，先賢的經與傳紛紛受到苛刻眼光的重新審視。胡瑗、孫複，以及孫複的高足石介被並稱為宋初“三先生”，正站在這一時代的轉捩點上。
胡瑗以易學名世，孫複則篤於《春秋》。孫的春秋學據說受之於範仲淹，上承啖、趙，其特色一是尊王攘夷，二是認為《春秋》筆法有貶而無褒。道德標杆至此有了越來越苛刻的傾向，對真理唯一性的認同感也越來越強，其導致的結果是：雖然人無完人，但看人的眼光卻多少套上了完人的模子，正與邪的壁壘也越發森嚴起來。餘風及於明代，便有名滿天下的複社、東林黨，再到後來更有《老殘遊記》感歎清官為惡甚於貪官。
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對克段一事如此闡發：段是鄭伯的弟弟。怎麼看出來的？因為在《春秋》的寫法上，諸侯殺大夫，或稱人，或稱國，殺世子，殺同母弟弟則稱君，而這裏稱呼鄭伯，屬於稱君的情況，由此而知道鄭伯所克的段就是自己的同母兄弟。所謂“克”，是力勝之辭，以鄭莊公的力量方才能夠製服叔段，可見叔段驕悍難製，國人莫能與之相抗。鄭莊公養成了叔段之惡，最後加之以刀兵，這就叫作兄不兄，弟不弟，都該批評。
對於鄭莊公兄弟二人，曆來有維護鄭莊公的，也有為叔段辯護的，但同加批評仍屬主流意見。但孫複的問題是：不僅在這一個問題上把所有當事人一勺燴，而是在所有的問題上都保持了這種一勺燴的風格。當然，無論孫複也好，旁人也罷，意見再怎麼新奇，一般而言都是在“探求孔子的真諦”而不是自作發揮——雖然事實上剛好相反。經典對於後人來說，其啟示是在一開始便已告完成的，後人所做的種種努力從理論上說不過是把聖人的示事給揭示出來而已，至於誰的揭示才是正確的揭示，這就隻能仰賴於權威機構的認定了。
從這層意義上看，經學並不像是一門世俗的學問，反而和神學非常近似。羅馬天主教對教義的看法也是這樣：教義是從一開始便完全無誤地交給我們了，隻是我們沒有能力完全理解罷了。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天主教並沒有教義史，有的隻是對教義的領會史。同樣對於經學，並沒有經義史這回事，有的隻是對經義的揭示史。奧頓在《教理史手冊》裏的一段話同樣適用於經學：“所謂教理史必須預先假定（假設）所啟示的真理在客觀方麵看來是永遠不會更改的；然而，在主觀方麵，人們對於教理的理解上是可能有進步的。”
啖、趙開舍傳求經之風，孫複開有貶無褒之例，雜說越來越多，苛評也越來越甚。道德標杆的樹立通常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在“非常高尚”變成新標準之後，“高尚”便是要被批評的了，知人論世的口吻也就越來越嚴厲了。
宋代一部不知作者的《春秋通義》這樣評道：“如果鄭莊公殺了叔段，《春秋》就該寫作‘鄭伯殺其弟。’如果叔段出奔，《春秋》就該寫作‘鄭公子段自鄢出奔共。’而《春秋》卻書鄭伯、書克，不書弟，叔段之惡由此而明，鄭伯之惡也由此而明。”褒貶議論同於孫複。
風氣所及，《春秋》背後的史實支柱似乎越來越不重要了，清代四庫館臣評程公說《春秋分紀》時論及宋代學風，說道：自從孫複之後，人們都以臆斷來解說《春秋》，恐怕前人的意見會對自己不利，便把“三傳”的義例一概廢掉。尤其害怕《左傳》事實分明，不能由著自己隨意發揮，便把《左傳》的記事也一並置之不顧。就好像贓官斷案，先把證據毀了，又把證人殺了，是非曲直就可以全由自己空口白牙怎麼說怎麼是。評趙鵬飛《春秋經筌》則指出了舍傳求經隻是一個不可能的口號：就以《春秋》開篇的幾件事為例，如果沒有傳文，就算有窮理格物之儒者盡畢生之力，也不可能弄清聲子、仲子究竟是怎麼回事，也不可能弄清經文“克段”之段到底是誰，又究竟出了什麼事，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2.劉敞
但大風氣雖然如此，倒也並非人人都是這樣，至少在程度上也是有些區別的。比如劉敞也是北宋治《春秋》的大家，歐陽修以一代文宗的身份，在修《新五代史》和《新唐書》的時候，於凡例處還要多向劉敞請教。據四庫館臣的評論，北宋以來出新意解釋《春秋》的要數孫複與劉敞為始作俑者。但這兩人大有區別：孫沿襲啖、趙的學風，幾乎盡廢“三傳”，而劉對“三傳”則既不盡信，也不盡廢，所以劉的訓釋水平比孫要高出很多。這是劉的優點，而缺點是，他還開了另外的一個先河，即篡改經傳文字的先河，大約有些看不順眼的地方就由著自己的意思動筆改了，也不做出任何說明。後來宋人很有些疑經改經的風氣，以義理正確統轄事實正確，對於文本上的矛盾齟齬即以義理貫通之，不憚改字，膽量是很大的。
按四庫館臣的意見，劉敞的訓釋水平遠遠高於孫複。的確，有些地方劉敞的意見非常平實，如評《穀梁傳》對“克”字的解釋，說《穀梁傳》先訓“克”為“能”，又轉訓為“能殺”，完全不合語法，而從《左傳》對《春秋》的語例闡釋中，劉敞又推出了叔段確實被殺的結論：《左傳》闡釋《春秋》語例，有所謂“得儁曰克”，如果叔段出奔共地，就不存在“得儁”一事，所以《春秋》也就不該稱之為“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