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民初開始，有許許多多的有權有勢者，一直在努力將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鋪到農民的家門口，雖然這個軌道一直在延伸，但真正將它鋪到目的地的卻是合作化運動，經過這個運動以後，殘存的民間社會的空間已經徹底喪失，祭神與祭祀活動被各種群眾大會取代，而集體組織的會演則成了社火與演戲的替身。農民第一次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農民”，與當時流行的“國家幹部”和“國家工人”一樣。可惜的是“國家農民”要想離開自己身屬的那塊土地，變成其他的什麼人，實際上是非常難的。與經濟活動一樣，集體化的政治動員能量也在一次比一次更大的群眾運動中浪費掉了，運動更多地變成了政治儀式，但由於運動已經成為政治運作的必要過程，所以基層政權的使命就是不斷地激發農民參與運動的熱情，正因為如此，那些早就變成“死老虎”的剝削階級才不斷地被釘在鬥爭的舞台上，階級鬥爭才會被“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而，雖然在階級鬥爭的喧鬧中原來的剝削階級處於永遠被打翻在地的境地，但農民對於那些比他們還窮的“地主”“富農”的鬥爭熱情實在很難恢複到土改時的程度。在大躍進之後，為了再次激發農民的運動熱情，階級鬥爭的指向竟然一次次地倒向了農村基層幹部，由於自抗戰以來，原來傳統的農村文化權力結構的瓦解，新的農村政權對國家的依賴越來越大，農村幹部基本上隻能依靠自上而下的軌道來實現對農民的權威，因而不可能抵製來自上級的“換血”，然而，血雖然一遍遍地換了，但農村政治權力的結構卻依舊，基層政權的效率根本無法提高，存在於城市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到了農村則變成了捆綁吊打式的暴徒主義，而且由於政社合一地控製著幾乎所有的鄉村生活，掌握著農民的衣食住行，拿住了所有上繳國家以後的資源，因而，農民對基層政權的依賴也空前地提高了，原來個體農民的“勤勞”“智慧”的天性，隻在非常狹小的私家空間裏才能得到發揮，更多時光則在集體生產中消極怠工，在政治運動的應付糊弄中打發。農民的政治熱情似乎已經釋放得差不多了，無論政治鬥爭多麼火熱，他們更關心的其實隻是自家的肚皮，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農村也沒有引起如毛澤東所預期的響應，全能主義的農村政治，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第87章（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