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來，我從一九七八年到美國弘法，
經過了二十年的歲月，
現在能獲得美國學校認同，
自是百感交集。
我以為，對於榮譽博士的學位榮耀，
倒不是那麼重要，
隻是覺得我們在異國他鄉，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宗教，
他們能給予我們榮譽博士學位，
對於友誼的增進，
我想這是最為重要的。
一個沒有看過學校，也沒有進過學校，甚至連幼稚園都沒有讀過的出家人，隻是憑著在寺院裏麵長大，在寺院裏麵接受一些佛法的教育；而今天，能獲得世界上十三所名校，頒贈榮譽博士或名譽教授的稱譽，這也可謂一件奇人妙事了！
我出生的地方，是窮苦、貧困的中國蘇北。在我們家鄉，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揚州中學。可是，我從小沒有機會與小學、中學結緣，想要讀書，父母家庭沒有辦法栽培我，社會環境也沒有辦法成就我。幸好，甫滿十二歲稚齡，我就和佛教結緣了。
別人出家，是為了要了生脫死，為了斷除憂悲煩惱，但是我才正逢懵懵懂懂的年紀，是非曲直還沒有真正辨別的能力，也不懂得什麼叫煩惱、什麼叫生死？我隻想到要讀書，而寺廟裏麵可以成就人讀書，這就是我唯一的人生希望，也讓悠古的寺院，成為日後人生上進的因緣。
寺廟的教育跟一般學校不一樣，我雖然在佛教叢林中有名的棲霞律學院就讀，但那隻是學一點人生的規矩而已。所謂的“律”學院，就是專門教授戒律的學院，而律儀生活，就是要求我們學習一些做人的規矩，如：出家人一定要學四威儀，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行如風、坐如鍾、臥如弓、立如鬆；或者叫我們不要亂看、不要亂聽、不要亂說、不要亂做，舉心動念要唯佛所依等等。
在學院裏，縱有一些老師來教導一點經文，我們也聽不懂；除了老師的口音、照本宣科的教授方式外，經典中的義理，對我來說實在過於深奧。雖然不敢說自己好學上進，但是對於知識的好奇心確實存在，我就隻好自己毛遂自薦，擔任寺內簡陋的小圖書館管理員。
我以這個圖書館作為自我學習的學校，埋首於各類書籍，從一竅不通的青澀少年，到稍微懂得一點文字，才能在日後考取鎮江焦山佛學院。我所擁有的十年青少年歲月，就這樣在單純封閉的寺廟生活中過去了。
當時的我，對於信仰、修行，可能連一點概念都談不上，但是卻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念頭，那就是“為了佛教”。這樣的想法確實帶給我很大的鼓舞力量，無論生活多麼艱困、貧乏，隻要想到為了佛教，任何問題皆能迎刃而解。
從焦山佛學院畢業後，幸蒙一位江蘇宜興教育局的局長，見到我也不問姓名、學曆，隻知道我從南京回到祖庭宜興，他就要我擔任一所約有兩百名學生的國民小學校長。我興奮不已，請示過師父後，就接受了宜興政府的委任。我就這樣擔當起人生的第一項工作——小學校長。
其實，怎麼樣辦學校，我一無所知。不過我一生中有個重要的理念——“做中學”。我邊做邊學，竟然真的把一個小學校辦得有聲有色，自己也頗為意外。可惜的是，時逢國共戰爭，在紛亂的時局下，學校沒有辦法繼續辦學，我不得已就到了南京。
那年二十二歲，還是個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輕人，沒想到竟然有人叫我接任南京華藏寺的住持。寺務繁瑣，匆匆的幾個月就過去了，又因為徐蚌會戰（即淮海之戰），解放軍渡江，南京岌岌可危，所以就和一些同道組織“僧侶救護隊”，不明所以地到了台灣。
在台灣，我努力寫作、努力弘法、努力度眾；我辦幼稚園、辦作文補習班，帶領青年從事許多弘法活動；乃至陸續開辦佛學院，籌建佛光山。不知不覺中，數十年倏忽一過。
一九七七年，佛光山開山十周年，首度傳授“萬佛三壇大戒”，在這次的戒期中，美國東方大學（Eastery）的校長天恩法師，忽然率領一些教授、學生蒞臨佛光山受戒。一群美國人肯到中國來受比丘、比丘尼戒，我們當然竭誠歡迎。我想，大概以此因緣，一九七八年他就授予我東方大學的哲學榮譽博士學位。我一生沒有學曆，也沒有領過一張畢業證書，忽然有一個榮譽博士的學位，當時心想，或許對我辦教育，在社會上做一些文化教育事業有幫助，我就欣然接受了。
時任東方大學的教務長普魯典（Leo M.Pruden）博士，哈佛大學畢業，標準的美國學者風範，思維敏捷，動作勤快；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竟然出家做了和尚，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住在佛光山。同時，他介紹一位德國的人類學碩士何吉理（Ehard Herzog）先生，來到這裏專注研究佛法，也一年有餘，這都是後話了。
徒眾們為了我得到榮譽博士學位，大家興奮不已，想要在報紙上刊載消息，祝福我獲得榮譽博士的殊榮。我覺得榮譽博士並不是真正的學曆所獲得的學位，不必那麼張揚，低調處理就好，他們才因而作罷。
除了自己創辦的西來大學不算，我獲得的第二個榮譽博士學位，來自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在二〇〇三年所頒發的博愛和平榮譽博士學位。這是第一所頒給我榮譽博士的天主教大學，校長爾其威立亞（Anibal Vial Echeverria）先生表示，他們和十八所大學聯盟，所以這一張榮譽博士學位也代表其他十八所大學的榮譽博士。
校長爾其威立亞博士，他是個天主教徒，居住在地球的另一邊，從台灣遠赴智利，如果坐波音七四七噴氣機起碼要三十六個小時才能到達。這麼遙遠的地方，不知道是什麼樣緣分？過去也素不相識，竟然欣賞我，願意授給我榮譽博士學位，真是感謝國際友人的盛情了。
我於當年十月至聖多瑪斯大學出席授獎儀式，並於校內植樹紀念，當時校方特別邀請全校師生共同簽署“祈求世界和平證盟書”，表達大家對促進世界和平的願望。校長還邀請我為大眾講演，沒想到當地的議員、政治人物竟有不少人蒞臨出席；而兩年後，聖多瑪斯大學更與西來大學結為姊妹校，我也樂見其成。
這一年徒眾們說我是雙喜臨門，因為除了天主教學校頒給我的榮譽博士學位以外，泰國很有名的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也頒給我教育行政榮譽博士學位。
泰國本來就是一個佛教國家，我跟泰國結緣得很早，尤其是舉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時候，曾有幾次擔任大會主辦人。特別是一九八八年，世佛會舉辦第十六屆會員大會，我把他們帶到美國西來寺開會，這是世佛會首次離開亞洲，真正讓佛法“西來”，頗具曆史意義。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屆會員大會則由高雄佛光山主辦，也在此次大會中，承蒙大家不棄，推舉我為世佛會永久榮譽會長。另外，第二十屆的世佛會，則在一九九八年由澳大利亞南天寺主辦。
有了這許多次主辦世佛會的經驗，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泰國總理川·立派先生，在第二十一屆世佛會上頒贈予我“佛教最佳貢獻獎”，也讓我感到受寵若驚。或許是這許多的因緣，再加上摩訶朱拉隆功大學知道我辦有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美國的西來大學等，所創辦的叢林學院持續不輟連續招生了四十餘年。可能認為我熱心佛教的教育，因此頒贈給我榮譽學位，大概也是對我的感謝或者獎勵吧！
二〇〇四年這一年，同樣獲得兩個博士學位，在韓國有百年曆史以上的東國大學頒給我哲學榮譽博士。據說，東國大學從未頒贈榮譽博士予亞洲人，這也開了他們的先例。
當時，我派弟子依恩（王秀珍）在東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一方麵也籌建道場。很感謝東國大學給予我榮譽博士學位，因為我和韓國的佛教，多年來一直緣分很深，我和他們的各宗派、各大寺、各個重要的人士都有往來，我想獲得這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更增進中韓佛教的關係。
同時，在泰國的瑪古德大學，它也繼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之後，給我一個佛教學術榮譽博士學位，我想大概與泰國總理頒給我的“佛教最佳貢獻獎”有關，與政府官方相呼應，他也頒個榮譽博士給我，作為彼此的交誼，這也很正常。
此後，似乎應驗中國的俗語：“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無三不成禮。”
因此，二〇〇六年也是我獲得雙榮譽博士的殊榮。首先，在澳大利亞的名校格裏菲斯大學，校長弗德（Leneen Forde）以及副校長、教務長等，要頒給我榮譽博士，他們特地親自將博士服、榮譽博士證書送來佛光山，為了他們的前來，佛光山也舉行了一個隆重的頒贈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