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兵家”，勢必要與戰爭扯到一起。西方人翻譯中國兵家的著作，幾乎都要用“戰爭藝術”(ART OF WAR)這個詞，直白之中又透出幾分羨慕。
中國人向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戰爭也堪稱是我們的一種傳統。也難怪，據稱是我們人文始祖的黃帝、炎帝就是一對打仗的冤家。幾千年“上疆場彼此彎弓日”，居然打出個“戰爭藝術”。
西方人會很詫異，當他們大多數祖先還沒有走出森林的時候，中國人居然有了總結戰爭經驗的著作。即使他們視為文明之源的咕希臘、羅馬能產生出足與中國哲人孔子、老子相比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卻無論如何也覓不出白皮膚的孫武與吳起。被勉強奉為西方兵學之祖的色諾芬，按中國人的觀點，充其量不過是位“太史公”，毫無稀罕之處。
正象“四大發明”是一些西方中心主義者不願承認又不得不承認的“奇跡”一樣，中國兵家也是這樣一種奇跡；是一種盡管人們心懷偏見，但隻要正視戰爭的客觀現實就不得不躬身致禮的奇跡。
當然不是仗打得比別人多，中國人才有了這個奇跡，實踐固然出真知，但也需有人總結積累才行。中國的兵家述祖上去，不是武人卻是文官，是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巫師卜祝，是他們有意無意當了國王的“軍師”（發展下去，專門司掌軍隊，分管軍事的官員出現了，他們是武官，卻依然有文人記述總結的傳統。亦文亦武兼通陰陽薑太公，成為兵家的一種模式）《漢書·藝文誌》上說兵家出於古之武官，而《史記·齊世家》稱言兵者皆以薑太公為宗。看來兵家從源頭上就呈現出文人、武將、智者三位一體的形象。
但是，如果僅僅有這樣一汛源水，而沒有春秋戰國這樣一種特殊的時間和空間，兵家之溪流也許不會形成令人歎為觀止的江河。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老百姓可能並不比以前此後的時代多出多少快意，但那個時代的確給知識分子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台，隻要有點真才實學，就不難封爵拜相，謀取富貴。如果無意於功名利祿，也自可以著書立說，放言無忌，沒有人會來管你的閑事。
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世界或許真的可以被他們所改變。儒家要回到西周，述仁講禮，孔子帶著弟子乘著牛車，風塵仆仆，棲佃追逞。墨家要徊到大禹，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同樣風塵仆仆，奔走於列國，摩頂放膻。法家、縱橫家更是一尉急幹將所學發售脫手的樣子，四處奔走，孽孽求利。
兵家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由各國武職官員的後裔家授私傳的小打小鬧，演變成足以與懦、墨、道、法諸顯學相匹敵的學科。中經子魚、曹判的陣前論戰，管仲、熊侶的用兵實踐，一躍為孫武、司馬寢直、吳起、孫膜等人千古絕倫的理論著述和完美無缺的用兵藝術，兵家的涓涓細流，陡然彙集了民族積累千年的智慧，形成一道巨流，浩浩向前。
當然，嚴格說來，作為諸子百家之一的學派意義的兵家，在先秦之後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但是作為一種學科，兵學卻依然繁盛。具有兵學造詣的人雖然有時可能同時也是儒者、政治家甚至詩人，但從寬泛的意義上說仍然可稱得上是兵家，因為他們繼承了先秦兵學開創的學科。至於那些既是戰將，又有理論貢獻的人，與先秦兵家的形象就更加接近，所以更有理由被稱為兵家。
我們不是將所有的赳赳武夫都列為兵家，因為他們的大多數隻是戰爭的工具和載體，近乎近代所謂的“炮灰”。也不是將所有寫過兵書的文人都列為兵家，因為他們中的多數也不過是吹南郭。先生之箏的人物，除了抄襲改竄就是書生腐論，更有甚者，直是書賈坊家的槍手，銅臭熏天的逐潮客。”理論造詣者；其次選擇那些具有戰爭史上轉折意義的戰爭指導者；其三對個別在特殊戰爭中表現突出的人物，也作為一種特例選入。所以，我們的兵家定義，基本上以先秦兵家為標準，將兵家定為具有兵學造詣並有戰爭實踐的人群及著述。兵家不是簡單指兵學家，而是指繼承了先秦兵家傳統的人和他們的著作。
我們將兵家的源頭定在商周之際。雖然許多人述祖兵家，往往歸到薑大公，但是我們卻寧願放棄這個聲名顯赫的祖先而將功勞記在那些默默無聞的巫師卜祝身上。不過象薑大公這樣的人無疑也可算作萌芽期兵家的一分子。
春秋戰國是兵家的鼎盛期，嚴格意義上作為學派的兵家，就是特指這一時期的諸位先哲及著作。如果說兵家是由智慧堆積起來的山峰，那麼先秦兵家就是峰頂難壕的明珠。先秦兵家對於整個兵家的長河具有大本大源的意義，正象號稱“兵學百科”的茅元儀評論孫子時所說的，在孫子之前的思想，孫子都能概括了，而在孫子之後的兵家思想，無一不要追述孫子。所以，我們在先秦兵家身上花了最多的筆墨。
兵家在秦漢經過一個相對的沉寂期。大約先秦兵家的思想創造力在這個相鄰階段仍舊發出逼人的光焰，兵家在此階段隻限於應用其原理，整理注釋其典籍，較少創新之製。三國時期兵家出現一段暫短的活躍，不過在兵家宏觀架構上仍無多大起色，兵藝權謀卻相對發達，可惜人稱“亂世奸雄”的曹操兵法新製失傳，隻遺下他注釋的《孫子兵法》，可以星點地看出他的卷智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