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他還說“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可在老北京，當人們麵對不義之事、貧窮之苦時，隻怕每個人要既憂道，又憂貧。今天講述這些並非憶苦思甜，而是不忘曆史。
一
北京過去有許多奇葩的職業，如賣黃土的、賣瞪眼兒肉、換取燈兒(1)的，倒賣果子皮、二貨茶的。賣黃土的人找個板兒車，到城牆根兒去“上班”——找城牆上沒磚的地方，拉一車黃土賣到煤廠裏，搖煤球或做蜂窩煤。說得不好聽點兒，這是破壞公物。但一天拉兩車黃土，起碼能有飯吃。賣瞪眼兒肉的，在馬路邊上架一口大鍋，裏麵筋頭巴腦連骨頭帶肉什麼都有，論塊賣，不能挑，先吃後數簽子結賬。買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圓，好挑一塊肉多的。換洋取燈兒的多是婦女，你給她破爛兒，她給你取燈兒，等於變相地收破爛兒。這樣她能稍微多賺一點兒。
再有就是賣果子皮的、賣二貨茶的。有的人家吃蘋果的皮可以攢多了賣給這類小販，小販用糖浸了當零食賣。有的人家茶葉隻泡一貨，再曬幹了接著賣。最底層的小販們就用這各種零散的小玩意兒，三倒騰兩倒騰，拚著縫賺出那點兒嚼穀，實在可憐。但小玩意兒沒成本，起碼能賺個仨瓜倆棗的。還有那些賣幹劈柴的、賣布頭兒的、賣梳頭油的、賣草簾子帶狗窩的、賣估衣的……都是能供窮人吃飯的營生。舊京有白麵房子，有最下等的土窯暗娼，街邊也有坑蒙拐騙的，也有擺著桌子寫著“吃饃當兵”的國民黨征兵處——當了兵就給兩塊錢，不少一無所有的人以“當兵”為生，入了伍找機會就跑，換個地方繼續當。
民國時期，各地若有災荒，人們就會逃荒，河北一帶的多會逃到北京的郊區縣城，伺機而動，若能混則到北京試試運氣，不行則退守鄉裏。一些人進了永定門，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搭個簡易的棚子，擺個小酒攤兒，賣上自製的豆腐絲拌蘿卜皮，就能把小攤位支起來謀生了。剛開始連葷菜都賣不起（沒錢進貨），後來會把小酒攤兒做成大酒缸二葷鋪(2)，以賣給南來北往趕路的、趕大車的。這樣的攤位沒什麼攤位費可交。哪怕是小孩兒，也可以挎個籃子去賣半空兒（花生），賣臭豆腐、打粥。而他們平常也吃不飽飯，隻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別人家院子裏的棗兒，連雪花酪都沒吃過。
侯寶林、關學曾等老輩的曲藝人，小時候都過著幾近要飯的生活。但他們學了曲藝，在天橋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進雜耍園子，再到進劇場，還能成名成角兒。另有京西的煤礦，大約普通礦工日工資五毛，學徒工四毛，若沒有休息日的話，一個月也能掙十幾塊大洋。好的跑堂的幹上二十年，回鄉下也能買房子置地。
國民政府南遷以後，北京改叫了北平，房價、物價都不高，能解決貧苦人的吃肉問題。北京小吃多價格低廉，便於攜帶，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論好吃與否，定能果腹。鹵煮、爆肚、羊雜碎等都是動物內髒，起碼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與頤和園等，門票都不算高；天橋一帶的曲藝表演，多是分時間計價，一刻鍾打一次錢，每次打錢不多，在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幾分錢。因此，不論窮人富人，都一樣吃小吃，逛公園，聽曲藝。
再窮的人家，逢年過節也會買隻豬頭來燉。那豬頭不好買，要提前到肉鋪去預訂，臨了說要肥的，還能提前饒上幾張肉皮。把豬頭洗幹淨了，用刀背在頂上剁上幾刀，將腦骨剁開（剁不好，到處都是碎骨頭渣子）。用蔥蒜花椒、用大鍋把豬頭燉到九成熟，再把豬頭肉從頭頂扒開，接著燉，直至晾涼了分食，將豬腦另上鍋蒸。這幾乎是北京最底層人的生活。
正所謂“遊商不稅”。舊京挑擔子叫賣的人過去是不上稅的。而擺攤兒的，都是由他在街麵上擺攤兒的地方來管。比如，在一家大藥房麵前有塊地，有一修鞋的、一剃頭的、一賣煮麵條的。這三家要跟藥鋪打招呼，藥鋪夥計可由他們免費剃頭、修鞋、拿著麵條來白煮。逢年過節，這仨攤位給藥鋪送禮物，藥鋪的還禮還得輕，那意思來年接茬兒幹；還得比較重（如還了隻燒雞肉食），意思是，我們這兒不合適，來年您換地方吧。沒有什麼地租或稅收，一切是以禮物、互利互惠的方式來交易，賠賺計算並不明確，人情、麵子、禮儀要遠大於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