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的這一時期，是我國生物製品發展的第三個高峰期，也是三座高峰中最高的一座山峰。解脫了“左”的桎梏的生物製品行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長期被壓抑的正能量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在追趕和超越的路上向前奔跑，甚至拚著老命奉獻著自己的力量。
令人窒息的“文革”終於結束，冬天過去，春天來了。這是打倒“四人幫”帶來的春天，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春天。在這個春天裏，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恢複了。隨著撥亂反正，肅清“左”的影響的鼓點，知識分子政策一步步落實，被錯劃成“右派”的人平反了，檔案中的錯誤結論被清理出來，一風吹了，戴在他們身上的枷鎖被砸得粉碎。在“文革”中被廢棄的學術和專業技術職稱製度、學術委員會製度、獎金製度等得以恢複。很久沒有像現在這樣心情舒暢、揚眉吐氣了，該挺起腰板，抖擻精神，伸開雙臂擁抱科學的春天了！
生物製品行業是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比較集中。曾幾何時，這條戰線是“思想改造”的重點，如今成為思想解放的前哨陣地之一，是率先走向世界的行業之一。
“山中才七日，世上已千年。”改革開放，國門打開，睜眼看世界。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國，就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呢？是發達國家的富有和繁華，是街道上多如過江之鯽的小汽車，是城市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和郊區環境優雅的小別墅……賓館的房間裏，居然還有冰箱。冰箱裏放著什麼呢？打開看看，哦！裏麵裝著洋酒、可樂等各種飲料和小吃，但這不是為中國人準備的，因為這是要付費的，中國人口袋裏沒錢，連一杯咖啡也喝不起。上海所研究員童葵塘在《回憶錄》（手寫本）中寫道：“1988年赴日本京都參加國際幹擾素年會……由於代表團的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出國，都很興奮……日本人表麵上對客人很禮貌，像賓館裏麵的服務員見你出入就鞠躬問好，但一有利害衝突就很凶狠。譬如我住的客房內有一隻冰箱，當時國內賓館房間裏還很少見，我好奇地打開冰箱門，見裏麵有可口可樂就拿出一瓶看了看，我知道這是要花錢買的，就放回冰箱。開完會準備回國，在辦理退房交費手續時，硬說我用了一瓶可樂，要收費。我堅決否認，說‘根本沒有喝過可樂’。那個服務員就沉下臉，凶狠狠地說：‘我們有記錄！’我怎麼否認他們也不相信，態度十分惡劣。我要他們一起去房間的冰箱中查，結果證明我確實沒有消費過，錢不收了，但他們沒有道歉。”受此等冤枉氣的事多了，且不去管它，我們要看的是科技。發達國家生物製品的科研、生產單位的儀器、設備之先進，許多東西是我們過去見所未見、甚至聞所未聞的。比如，他們的疫苗生產用的是工業化的生產線，從原料到產品直到接種的全過程都必須符合GMP（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而我國當時還基本停留手工作業的水平上，生產標準還沒有與國際接軌，所以WHO的專家說：“中國生產的疫苗隻能在中國銷售”……麵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和各方麵的誘惑，有的人迷茫了，“黃鶴一去不複返”了，有的人卻反而被激發出更大的雄心壯誌。
這種雄心壯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上的，而不是像“大躍進”時那樣關門喊出的“超英趕美”的盲目口號。正視差距、承認差距是實事求是，通過努力奮鬥縮短差距，迎頭趕上，爭取超越也是實事求是。
回想我國生物製品行業發展進程，應該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並不太大，在科技含量上甚至可以說基本是同步的。那時的疫苗製作大都用的是天然培養基，世界如此，我國也如此；細胞組織培養基、傳代細胞培養基在國外剛出現，我們就緊跟上來了，差距也不過3—5年。真正把差距拉大是在“文革”期間，這一期間正是世界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的時期，而我們卻在搞內亂，耽誤了，如70年代中期國外就有了單克隆抗體、人工重組幹擾素，正在研究基因重組疫苗，我們隻能在遲到的外刊中眼睜睜地看著人家往前走，眼看著差距越來越大，我們卻隻能幹著急，想學沒法學，想趕沒法趕。改革開放後，我們想學可以出國去學了，想趕知道怎麼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