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盡管有可能惹人不快，但我還是想談一點這些年來一個特殊的閱讀體會。年輕時的我隻曉得開卷有益，而今鬢已星星，才發現讀書原來是可以使人落後的。而且，這個現象發生在幾乎所有人的身上。
似乎不言而喻的是，在一個信息可以自由傳播，並且傳播渠道相當發達的社會，知識的更新換代會非常快捷地從專業圈普及到大眾讀者。但事實一再結結實實地反駁了這個“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些盤踞在我們腦海裏的陳舊知識往往頑固得超乎我們的想象。
我曾和好熊聊到這個話題，我舉出頭腦風暴和循證醫學的例子，他舉出《夢的解析》和《道德經》的例子，現在我把這四個例子統籌在一起，這篇內容也就算作我和好熊的聯合創作了。
1.易於接受的知識，以頭腦風暴為例
Alex Osborn（奧斯本），一位廣告公司的經理，提出過一個我們如今已經再熟悉不過的群體討論技術，即頭腦風暴（Brain St）。這個詞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很是流行過一陣，直到現在仍然是許多企業在集體討論問題的時候所采用的一種專業策略，那些走在管理最前沿的培訓師們也最喜歡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當然，不僅在中國，頭腦風暴早已經獲得了普世性的經典地位。
很多人都認為頭腦風暴是20世紀90年代方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事實上還要更早一些：Alex Osborn是在1953年撰文闡述這一概念的，而最富戲劇性的事情馬上就發生了——僅僅一年之後，《管理科學季刊》便發表了一篇研究，題目是《當應用頭腦風暴的時候，群體參與是促進了還是抑製了創造性思考？》。（Taylor, D.W.，Berry, P.C.，& Block, C.H.，1958）
這項研究的結論徹底否定了頭腦風暴技術的有效性：在嚴格的實驗觀測下，主試發現人們在單獨思考的時候，其創意的總和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明顯好於他們聚在一起大搞頭腦風暴的時候。
這個結論不斷得到後續研究者的鞏固，於是被關注的焦點便不再是頭腦風暴的效能究竟如何，而是轉向了為什麼頭腦風暴的效果反而更壞。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就連這個問題也已經不再成為問題了，而更加耐人尋味的問題是：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裏，反對者的聲音為什麼完全沒有從專業圈裏被傳播開來；而早在1958年便已經被確診為效率低下的頭腦風暴技術為什麼影響力反而不斷擴大，甚至變成了普世性的常識？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Alex Osborn為頭腦風暴技術設定的四項原則：
（1）所有的參與者都盡可能地隨心所欲，暢所欲言。
（2）哪怕對最瘋狂、最荒謬的想法也不能有批評意見。
（3）想法越多越好。
（4）盡量對別人的想法提出建設性的改進意見，或者把別人的若幹想法整合成一個新的想法。
這些內容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問題，而且非常符合我們的文化傳統，比如“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都是古老的智慧結晶；另一方麵，頭腦風暴技術之所以發展到現在的地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許多企業在照方抓藥的時候，確實感覺行之有效。尤其在那些更加強調創意的企業，比如著名的IDEO，認為頭腦風暴技術為他們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利益”。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其實很簡單，我們在評價頭腦風暴技術的效用時往往不自覺地做出一種不公正的比較。也就是說，頭腦風暴的結果無疑比任何一名參與者“個人”所能貢獻的創意更多，也更有價值，然而真正應該與之做比較的其實是所有參與者在獨自思考的時候所提出的創意的“總和”。在上述Taylor等人的實驗裏，後者比前者高出一倍，具有無可爭議的統計上的顯著性。
但現實的情形是，人們接受了他們最易於接受的、對傳統認識改變不大的知識，不曾費心去懷疑一點什麼，並因為它的“行之有效”而樂此不疲。盡管這種知識常常會披上一件頗具時尚感的專業外衣來吸引那些素以格調自詡的時尚追慕者，但它們畢竟是陳舊的，並且是錯誤的。
2.滿足期待的知識，以《夢的解析》為例
恐怕再沒有哪一個人會像弗洛伊德這樣，在大眾文化中始終盛名不衰，在專業圈裏卻飽受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始終是書店裏的長銷品種，而借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文字更是層出不窮，尤其是有著文藝趣味的讀者很難在這樣那樣的文藝理論讀物裏完全避開弗洛伊德的身影。很多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人類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三大裏程碑之一：哥白尼發現了“我們在哪兒”，達爾文發現了“我們從哪裏來”，弗洛伊德則發現了“我們是誰”。非凡的人物會有一些非凡的自信，這個排名原本是弗洛伊德自己搞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