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南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大可想象為現在的泰國、柬埔寨之類的東南亞國家，城市之內，幾乎步步伽藍，人人為僧。教徒們大約以此為佛教的黃金時代之一，依烏瑪看，那正是佛教的末法時代之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杜牧的這個數字肯定是為了詩句的對仗，南朝寺院絕對不止這個數，據說五百多所，但再多也多不過北朝。據記載，北朝國內有伽藍三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人，京都洛陽伽藍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僧戶三萬餘人。梁帝表不服，他再整多少講經同泰寺、舍身出家、國資贖身的幺蛾子，在建設封建主義寺院的速度上、質量上和層次上，就是比不過江那邊人家鮮卑拓跋政權建立的北朝。
北朝的鮮卑人對這外來的宗教如此狂熱麼？梁帝蕭衍為了信仰，不近女色（那時他已經生了一堆繼承人），不吃葷，還要求全國人民也效仿，祭祀宗廟，不準再用豬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祖宗神靈也跟著吃素。遊牧民出身的鮮卑人絕對做不到這好幾點，他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們的祖宗也要大塊吃肉大碗喝酒，那他們為何會信仰一個這樣的佛教，並且愛的越深、恨得越深——隨著信仰的熾烈，佛教的滅頂之災也跟著來了，曆史上“三武滅佛”的第一武，便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此處不細講拓跋燾如何滅佛，在《金山蒼茫》中，宋雲的母親出身名門大姓清河崔氏，所以身為僧侶宋雲對協助太武滅佛的遠親崔浩有一段比較客觀的心理解讀過程，那時我們再細解，還是先說為何鮮卑人會選擇信仰佛教？
佛教據說是兩漢年間、大約公元80年左右傳入中國的，在古代中國那樣一個哲學氛圍濃厚、諸子百家學說進入理論指導實踐的偉大時代，最初外來的佛是沒有根基的。何況那時東西之路還不是時時暢通，中國多亂，西域戰亂，遊牧民族破壞，各種原因，導致踏上這條東西文明交流之路就等於置生死於度外。能走上這條傳教之路，僅以信仰者的精神便足以令人欽佩（特別是那些無名的信仰者）。在那時的中國人眼中，佛學是什麼？正如同秦始皇想多活五百年五百年五百年一樣，它是海外的仙方，它是帶著長生不老色彩的神仙方術，而且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說不定它就能讓你五百年五百年五百年呢？所以漢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中國，勢必要突出它的因果來生說，勢必要和中國民間神祇結合在一起，勢必要本土化，才能更好的落地生根。所以它由一種最初的哲學思考變為宗教信仰，在印度如此，在中國亦如此。
中國的佛教和印度的佛教，根本是兩回事。印度的佛教是師徒口口相傳、不立文字，中國的文化自古便是以文字記述曆史，傳經、取經、譯經，成了東來西往的沙門僧侶們的必備功課和終生追求。在這種傳譯的過程中，自然就可以完全主觀化，或是客觀主觀化，文字的選譯、節譯，各種的微妙，形形色色的佛教派別也由此滋生。《金山蒼茫》中的宋雲，便對當時僧團各立門戶、妄斷佛經義理的派別爭端，統治者佞佛而非信佛，寺主大德豪取財帛、胡作非為，僧眾慕利養而求佛，民眾隻修朝夕之因、隻求祗劫之果的種種流弊深惡痛絕，自己也走上取經譯經的道路。這個話題又扯遠了，說不定還會引來信徒們的攻訐，還是回到鮮卑拓跋人身上吧。
佛教發祥地天竺，由西域胡僧傳入，它是外來的宗教，傳遞它的是胡人。鮮卑人發祥地漠北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地區），趁中原政權羸弱之時馬蹄南下，他是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是異域的胡人。對比起來，兩者有許多的共同點。那時的鮮卑人有沒有信仰？當然有，原始的初民信仰，信萬物有靈，信薩滿，信祖先。當鮮卑人幸運的成為中原的主人後，這個信仰就沒辦法拿得出手了，沒有文化優勢呀，漢人早都信過了、搞透了、把它辯證唯心了，既然“為使中原政權穩固，抑製國內叢生的民變，鮮卑人做了一係列消弭自身民族個性融於中原文明的重大變革。俸祿製、均田製、三長製、遷都、漢化等政策的實施，使得遊牧胡族悍野的馬蹄聲消融於農耕文明厚重黑土和衣冠禮樂之中……”（摘自《金山蒼茫》引子），當然也需要一個能唬住人的信仰來奉上祭祀台。同為舶來品的佛陀，正好成為不二人選。
當然，做完這一切，鮮卑人也變成了中國人了。
這一信，立刻讓佛教信仰在當時的中國北地達到了一個信眾數量上的飛躍。但強大的中國本土哲學早已變為這塊土地的陽光和氧氣，鮮卑人入鄉隨俗，也很好的解決了龐大的教團勢力造成的政教衝突，當然，手段很血腥。太武帝滅佛，就是讓佛教徒知道，宗教永遠處於國家政權的領導之下，我給你土壤，你才能發芽，我給你陽光，你才能燦爛，我給你今生，你才有來世，想搞武裝、想搞政變，沒門！後來曇曜複興佛教，用的便是自願將佛團置於國家統治機構之下的那套把戲：為皇帝塑佛像、設立處於統治者管轄下的僧官製度、取得度牒必須經過官府批準等，才為佛教在北魏的二次複興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