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領土的獲取有三個層麵：第一層是打得進，第二層是占得住，第三層是消化得了。
從神宗執政之初的《開海令》到四夷靖平這二十年功夫，有科技點加持，打打殺殺幾乎不費太多力氣，勢如破竹的占下前所未有的版圖。
打下之後就要守，有句老話叫‘三代出貴族’，讓新國民對華夏民族形成歸屬感，三代是最低的限度，而大虞要做的就是，在愛玩分裂搞‘二八分治’的歐洲人過來之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權融合。這需要三個前提條件，一是漢族能適應當地氣候，能在新地域裏紮根，二是不能出現足夠強大的當地勢力，影響中央政權的統治，三是最基本條件，漢族人口足以填入新地區。皇曆76年第一次大朝會，當民部黃冊統計的齊民數量很接近四萬萬時，神宗立刻頒布《定邊令》，鼓勵漢人開始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用人口填滿版圖。
衡量一種文明是否成功覆蓋一個地區，一般有三個標準，即種族、文化、語言，若這三項指標都與文明傳播的源頭趨同的話，那麼這個地區可成功地納入這個文明體係，比如哥特人、日耳曼人、保加爾人等異族，一旦接受了大公教或正東教，馬上搖身一變，被納入‘歐洲人’的範疇。而如果隻符合其中一、兩頂標準，隻能，‘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例如皈依方教，自稱素丹，卻始終不刁海裏凡的鄂圖曼。現在大虞沒有被排斥在大航海時代之外，按先到先得原則，已占穩了許多地盤，需要慢慢消化。所謂‘消化’一地的標準，是新地區的居民有九成以上認可自己是‘大虞人’，這是個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用華夏最擅長的人海戰術鋪過去，以野人或低等文明為主的地區，哪裏扛得住這種全方位的人口、文化、經濟、政治和軍事壓製？
現在大半個亞洲、整個澳洲加北美洲，都飄揚著大虞的國旗——九星太極金龍旗，等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歐洲人搶完非洲，想染指亞洲時，才會見識到一個真正完整的東方帝國有多恐怖。
為了保持帝國政權對遙遠轄區的控製力，除了派遣心腹重臣為布政使，在軍中弱化將領的重要性，宣揚‘為國、為民、為君’的新思想，更有賴於交通和報紙的展。
橡膠輪胎的產生，讓目前度最快的馬匹能拉動更重、更大的馬車，三輪車的明，讓買不起馬的人家有了代步工具，也反過來促進道路質量提升。修路一直是工部重頭戲，比之水利工程也不差，至於曾經的修建帝陵大項目，早被神宗扔到角落裏。但凡有人上折請修皇陵，沒多久就會被調派去某工地當監工，迄今為止，‘神陵’選址或棺木等準備工作都沒確定。
報紙是保證政令透明通達的唯一工具，即便陽奉陰違的官員抓不絕，但至少投訴有門，從上京傳達出來的政策，不會在齋桑湖或平儀城變個樣。但也側麵衝擊了提倡‘禮治、德治、人治’的儒家孔孟學，轉為‘依法先治，以禮教之’，任何政令裁奪或案件判定，皆寫明所依據的律例條款，而中華書局每年從刑部律例司拿到最新的案例集結，刊印成冊。情理與律法之爭時常成為報紙主題，但朝野上下已逐漸認可‘違法必懲’這一原則，被削過許多次的皇親王爵更是不敢再隨意挑釁律法之威。
其實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孔孟時代的君臣民一體的體量並不大，信息透明，政策就不會變形，才得以依靠倫理建立紐帶。現在一封信從最南邊的南洲北部南虞礦山寄到最西北的安儀城，最快也要差不多一年，沒有公開、公正的律法，隻憑所謂‘禮法’，一旦掌握當地宗族權的土皇帝和外派來的官員勾結起來，一地民生經濟都受控製，這對於越來越有錢的跨地域商人來，可不見得是好事。
在中華產業的強製下，各種新生或舊有的貨物都逐步固定一個行業標準，在這種基礎上，中華保險公司的業務慢慢從海貿擴大到其他方麵。有了‘國字號’為擔保，其他中華公司沒涉足的民間產業，也自形成相應區域的大行會，尋求保險業務，由此學來了‘行業標準’這個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