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科技、文化，並未落後於世界。
法蘭西的笛卡爾喊著我思故我在，和王明陽的心外無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核心觀念都是唯心主義。甚至王明陽的唯心主義也更加接近唯物主義。
即便是在天地傾覆的大變局時代，大明朝也有徐光啟、李之藻這樣的官員在曆法、數學、物理上追逐著大道前行。
在大廈將傾的時候，依舊有孫運秋的一部《鏡史》千古流傳，證明了大明朝鼎盛的磨鏡工藝，萬花鏡、鴛鴦鏡、放大鏡、幻容鏡、夜明鏡、千裏鏡七十餘件光學儀器，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也從未離開過中國人。
大明朝的一副眼鏡，隻用五六錢銀就可以買到。
在全球都蒙昧的時代裏，全世界名為科技的種子都在萌發，中國這枚種子萌發艱難，最後胎死腹中是因為改朝換代。
歐羅巴的科技種子的萌發，先行者伽利略現在正在接受訓誡，被保皇五世嚴令，讓他完全放棄：不論是口頭上還是書麵形式，對日心說的探索。
科技最終在歐洲萌發，茁壯生長起來，並且開枝散葉，逐漸的結出了一顆顆碩果，而這些碩果落地生根之後，再次孕育出新的幼苗，茁壯成長。
名曰科技的森林，變成鬱鬱蔥蔥。
為什麼沒有近代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呢？
一些人從最開始的源頭追溯，認定中國的文字是表意文字，它的書寫和發音是相互獨立的，你的文字都是錯誤的，你的一切當然也都是錯的。【注1】
一些人從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公元前開始算起，認為中國人缺少了產生哲學思辨、自然科學爭論，所需要的思想積澱、人才儲備、社會環境。
一些人從儒釋道身上開始尋找起了麻煩，覺得是因為封建迷信，禮教束縛，這也很容易理解，覺得中國的皇帝崇信天人合一的理念，並且這對皇權的集中和統治，有著巨大的幫助。
絲毫不顧及，開普勒這會兒，在魯道夫二世（已退位，開普勒並非放棄追隨）身邊的身份是占星師，他正在向雷根斯堡，申請拖欠了幾個月的薪俸。
朱由檢也不會將這近代科技未曾在中國孕育的帽子一頭扣在韃清的頭上，是他自己沒有保護好這份祖宗的基業。
他將這丟失的四百年，全部都歸罪到自己的身上。
朱由檢之所以愣愣的出神想了這麼多，不務正業，不去文華殿點卯上班，例行公事的進行廷議，完全是手裏拿著一張表和兩本書。
《遠鏡說》天啟二年作品，它第一作者是湯若望，而第二作者是欽天監的五官靈台郎，李祖白，一個從七品的官員，寫的內容是伽利略的望遠鏡，和李祖白關於觀測月亮的一些總結。
另外一本書名為《天文略》，萬曆四十三年在北京刊印，這本書很難啃，是一個名叫陽瑪諾的傳教士獨立完成，閱讀時，需要摒棄這本書關於神學的一些執著，才能讀懂他對日心說的觀望和對地心說的執念。
還有一張表，名字叫《魯道夫星表》，乃是開普勒在雷根斯堡的最新成果，鄧玉函曾經在登船之前，向開普勒進行求助。
而開普勒在天啟七年正月，也就是八個月前，將這份最新的行星表，遠渡重洋送到了大明朝的澳門卜彌格的手中，而卜彌格在三個月前，將他郵寄到了京城金尼閣的手中。
朱由檢由衷的感謝現在還沒有被取締的大明驛站！
將這份表格如期的寄到了北京城，並且金尼閣將其翻譯，送到了自己的禦案之上。
這是傳教士們和工部一些官員的試探，他們在試探大明朝的皇帝是否開明和包容，他們不得不如此的小心翼翼。
開普勒在德意誌正在申請俸祿，伽利略正在意呆利被訓誡不得研究日心說，《天問略》刊印之初就遭到了士大夫的集體攻訐，大明朝的朝堂上，明公們，顯然不喜歡這種能夠打破天人合一政治格局的歪理學說。
工部官員和傳教士們，試探的用這封翻譯出來的圖表，來試探新的大明皇帝對於學術的傾向。
而朱由檢招了招手，對王承恩說道：“廷議完了，你去取一千金，給金尼閣送去，就說這表，朕買了。讓他們大膽的翻譯，不用束手束腳。要是能把伽利略、笛卡爾、伽開普勒三個人弄到大明來，一個人十萬金，三個人都到了，獎勵百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