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芝聯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 1835 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
卷出版於 1840 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 36 歲。此後 15 年 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隻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 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 年 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製訂，並一度在秩序 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 年 6—10 月）。路易?波拿巴的 1851 年 12 月 政變和第二帝國專製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
《舊製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 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製製度的仇恨。
在托克維爾之前已有梯也爾、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馬丁等 文人政客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這些著作對這場大革命都有獨到見 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敘述史。托克維爾不僅在曆史寫作方法上與他們不同（他幾乎從不援引這些曆史家），而且視野更為廣闊、更為深鑿： 他把 1789 年以後的 60 年曆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法國革命。他的初 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 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主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 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 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 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總之，托克維爾企圖 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 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 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製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 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曆史哲學和曆史本身結合起來”。 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論》那樣的著作，“為 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 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鳩一樣，托克維爾出身於穿袍貴族家庭，當過法官，他的父 母在大革命時被捕入獄，如果沒有發生熱月政變，恐難逃過斷頭這一關。 家庭的階級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這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在他的回憶錄 和書信中充分地流露出來。然而，作為一個經曆過重大曆史事變的觀察家， 一個混跡於政治舞台的反對派，一個博覽群書、泛遊異國（除歐美各國外， 他還到過阿爾及利亞，發表過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著作）並直接接觸到第一 手史料的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又具備與眾不同的敏銳洞察力，一種力圖超 越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社會意識，一種植根於本國實際的曆史感與時代感。
這種矛盾性或兩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
他一麵盛讚美國獨立後出現的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且預言民主是 世界曆史的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在民主 社會下會出現“大多數人的專製”，這將使少數人喪失自由，迫使他們訴 諸武力，結果社會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 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為英國《倫敦與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的“1789 年前後法 國社會政治狀況”（1836）一文中，托克維爾接觸到了舊製度的一些實質 問題，例如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第三等級的興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貴族的 失落、無權、脫離群眾，但仍保持兔稅和榮譽等封建特權，因而使他們變 為一個封閉的“種姓”。同時，他又對這種現象表示惋惜，並認為一個沒 有貴族的社會很難避免專製政府，貴族集團在同中央政權的抗衡中保障了 個人自由。
作為一個沒落階級的政治代表，托克維爾對於群眾的革命情緒特別敏 感。距二月革命爆發還不到一個月，他就預感革命風暴的威脅。1848 年 1
月 29 日，他在議會發表演說，警告那些認為“絲毫沒有危險”、“革命 還離我們很遠”的議員們說，工人階級已傾向於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要推 翻的不僅僅是法律、內閣或政府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此時此刻， 我們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歐洲的大地又震顫起來了”，“暴風雨正 在地平線上隱現”。當二月革命特別是六月起義爆發時，他表現出無比恐 懼，他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製度，但由於本能， 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伯群眾。自由、法製、尊重權 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 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 這便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