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對傳染病肆虐給人類帶來危害的認識,有著一個艱辛的過程。其實有文字記錄的三千五百多年來，疫病的流傳成百上千，疫病的種類各式各樣，人類的發展曆史，可以說是一部與疫病作鬥爭的曆史。
我國有文字明確記載的疫病從商朝開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說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戰國時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見，趙國和秦國等地多次發生大疫。人們已經認識到“四時皆有癘疫”，疫病是“氣不和之疾”，已能辨別出傷寒、瘧疾、蠱、癢疥疾、麻風等傳染病。疫病流行，“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逸周書·大聚篇》）抗擊傳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現。
一般來說，疫病往往是動亂和戰爭的產物，越是社會混亂時期，疾疫發病率就高，為害時間較長。相反，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雖然疫病仍會發生，但隻要有正確得當的救災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頻率就低，規模有限。東漢末年，大疫一場接一場。桓、靈、獻三帝共70年，比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幾次是全國性的大流行。曹植《說疫氣》談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時說：“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大小戰爭不斷，社會動蕩不穩，形成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疫病高發期。三國兩晉，疫病流行的次數約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現疫病13次，北朝11次。這時的疫病常與戰爭動亂相伴隨，政府組織抗擊疫病的次數不多，疫病的流行肆無忌憚，人民在無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時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於社會安定，政府救災防疫措施得當，疫病對社會的影響控製在最小範圍之內，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後期至五代，藩鎮割據，戰爭頻起，無有效救治措施，疫病來勢洶湧，常出現百姓“流亡遷徙，十室九空”的局麵。
兩宋疫病前後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數超過北宋。在人口最為密集、流動人口較多的首都地區，疫病流行明顯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發生在臨安府為中心的浙西地區。人口密度過高，有利於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衛生預防的意義特別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已出現一場大疫死90萬人的高記錄。
明清疫病的流傳達到高峰。明朝發生疫病約180多次，分布在118年。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發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據《清史稿》記載，出現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實際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這些。明清時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對人類生命危害嚴重。大疫過後，常常出現“死人無算”、“疫死者幾半”的情況。
一般來說，一種新疫病剛流行時，由於人們認識不足，往往為害深重。明清時期的鼠疫和霍亂，就是其中最為劇烈的二種。明朝開始爆發的鼠疫，隻要人一看見死老鼠，馬上就會“人死如圻堵”，最後“人見死鼠如見虎”。（師道南：《死鼠行》）鼠疫嚴重的地區，一戶戶人家全部死絕，有的地方一條街巷或一個縣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戶絕”，沒死的也早就嚇跑了。如山西興縣，崇禎間流行“天行瘟疫”，早晨發病晚上就會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內，全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人與人之間互相戒懼，“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有專家估計，單萬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萬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亂剛流行時，從陸路、海路二個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國，自雲南、廣東一直傳進京師，“民多驟死，鄉村尤甚。其症吐瀉轉筋，即時斃命，針刺醫藥百中僅活數人。問疾送驗，傳染無已，甚有全家俱斃者。”（《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51）隨著對霍亂認識的加深，人們防備意識的完備，疫病為害就漸漸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