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考古學與民藝學
中國當代著名的藝術理論家、民藝學的積極倡導者張道一先生，在闡述民藝學的學科性質時，明確提出了民藝學與藝術學、考古學的密切關係：“嚴格意義上的民藝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帶有邊緣學科的性質。在它的周圍，必然與社會學、民俗學、藝術學、美學和曆史學、考古學、心理學等相聯係，相滲透。反過來說，研究民藝學必須具備以上各學科的基本知識”。藝術考古學作為一門在考古學和藝術學科領域成長起來的新興學科，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橫跨考古學和藝術學兩大學科，自然而然地與民藝學結下了深厚的淵源關係。
(一)藝術考古學為民藝學研究民藝發展史提供真實可信的研究對象
藝術本無高下、尊卑、雅俗之分。在原始社會，人與人之間平等相處、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為滿足日常生活需要，創造出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為滿足審美和信仰的需要，創作出人體裝飾品和原始宗教藝術品，原始人共同參與創造、共同占有這些精神產品。原始人類創造的文化是一種混沌統一的“本元文化”，“原始工藝造物者，處在人類發展的童年時期，他們造物可能更多地關注於實用目的，即使創造物能夠滿足於他們生活的必須。但在同時，這裏邊也包含了人類精神上的需求與滿足。實際上，自原始工具、石器、玉器、製陶產生以後，人們的實用功利意識和審美意識便同時產生了。在後來的發展中，二者才逐漸地發生了分化。即由本元文化向二元或多元文化發展”。民藝便是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從本元文化中分離出來的一種文化形態和層次。此外還有宮廷藝術、文人藝術和宗教藝術等。
民藝學突出的是與宮廷帝王貴族、朝廷文人官吏、宗教寺院僧侶明顯不同的“民”，“從社會學的角度民藝更貼近‘民眾藝術’，從民俗學的角度側重‘民俗藝術’，從藝術學和工藝科學的角度更體現‘民間美術’、‘民間工藝’和‘民間技藝’的特征”。民藝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關於生活日用的民藝，裝飾陳設的民藝，傳統節日的民藝，人生禮儀的民藝，體育娛樂的民藝，生產勞動的民藝等”。張道一先生依據民藝作品的性質、多寡和主次分成九大方麵：(1)年畫花紙(包括在春節張貼的喜慶故事畫、吉祥寓意畫、風俗畫，和用木版印刷的彩色牆紙、喜慶包裝紙等)；(2)門神紙馬(包括在春節張貼於大門上的門神，居室房門上的吉祥畫，和民間各類木版神像、祖師像等)；(3)剪紙皮影(包括剪紙的窗花、喜花、門箋、鞋花、枕頂花和各路皮影)；(4)陶瓷器皿(包括各地的瓷器、陶器、砂器和磚陶等用品)；(5)雕刻彩塑(包括木雕、石雕、磚雕和泥塑、麵塑等)；(6)印染織繡(包括藍印花布、彩印花布和刺繡、桃花、織錦等)；(7)編結紮作(包括竹編、柳編和燈彩、風箏、紙紮等）；(8)兒童玩具(包括泥、陶、竹、木、布、紙等材料所製作的各種玩具)；(9)其他(以上八類所不能包括，而很有藝術特色者)。藝術考古學能夠為這些民藝作品的追根溯源提供證據。
民藝學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藝的曆史、民藝的理論和民藝的采風三個方麵。在民藝的理論和采風方麵，民藝學家已經做了很多工作，通過收集民藝實物資料和進行采風或做民藝調查工作，撰寫了許多關於年畫、剪紙、皮影、木偶、玩具、印染、刺繡、器用、民居等現存民藝品的研究論文；對民藝的曆史研究，由於民藝學的研究對象大多數是近現代的作品，盡管在式樣、形製、用途和文化內涵上有曆史性的前後繼承關係，但限於古代民藝作品的製作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容易長久保存的紙張、皮革、竹木等，所以流傳於世的非常罕見。對民藝曆史的研究，隻能借助於田野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資料。這樣，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與民藝學的研究對象有了部分重合。藝術考古學提供的研究對象恰恰可以彌補民藝曆史研究的不足。如關於民間麵塑藝術的資料，可以早到唐代。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一座唐代墓中就發現了好幾件麵塑俑，其中，麵塑女俑頭5件、男俑上半身1件，小豬2件。再以民間剪紙藝術為例，新疆吐魯番東南約40公裏的阿斯塔那墓群3座南北朝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五幅剪紙作品，其圖案分別是對馬團花、對猴團花、八角形團花、忍冬紋團花和菊花形團花，均采用折剪的方法剪成。這些實物資料，把中國古代剪紙的曆史，向前推進到1500多年前。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這個曆史記錄很有可能被再次改寫，畢竟，剪紙用的材料——紙張，早在漢代便已很成熟了。唐代剪紙的實物資料，也在阿斯塔那墓群的一座唐墓中被發現，圖案是橫向排列的7個人物形象，是寓意招魂的人勝剪紙。至於剪紙花樣在紡織品印染、刺繡和在瓷器上的應用，考古學提供的資料更加豐富。宋代吉州窯燒製的“剪紙貼花”瓷器，將剪(刻)成的紙花在瓷坯上(或施底釉)貼伏平整，施釉後把紙剝去，然後入窯燒製而成，剪紙紋樣主要有散落的梅朵，折枝的梅花、翠竹，對飛的鴛鴦、蝴蝶、鸞鳳，另有牡丹、蓮花、萱草等花紋和“金玉滿堂”、“長命富貴”等吉祥語組成的圖案。民間的剪紙在明代還成了文人士大夫喜愛的裝飾，1965年，江蘇江陰長涇鄉的一座明墓中出土了一把裝飾有剪紙圖案的折扇，從同墓所出土的貼有“正德十年”字樣的收量簿，可以確定此扇應為公元1515年前後的作品。折扇的扇麵呈棕色，用棉筋紙裝裱而成，剪紙作品夾在兩層棉筋紙中間，迎光能清晰地看到“梅鵲報春”圖案。田野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剪紙實物，雖然十分有限，但與光憑文獻記載來研究剪紙的起源和發展相比要科學得多，它是研究古代剪紙曆史的必要補充和重要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