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夫之
王夫之（1616——1692），湖南衡陽人，清代著名的哲學家。字而農，號薑齋，官至南明行人司行人，掌傳旨，造封冊。後受排擠、迫害，化為瑤人，避難湘西。清兵攻入湖南，他與好友管嗣裘舉兵抵抗。後返回故鄉，隱居著述。他一生堅持反抗民族壓迫，堅持民族氣節。以愛國主義精神，堅持學術創作達40年之久。有《船山遺書》傳世。
王夫之的家有個優良傳統，就是以祖傳《詩經》見長。王夫之的兩位叔父在詩歌方麵都有一定成就。王夫之從小就受他們影響，接觸聲韻、對偶這些作詩的基礎知識。他的二叔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啟蒙老師。
王夫之四歲時就隨長兄介之入塾讀書了。他的聰明以及對古文化的興趣令人不敢置信。到七歲時，他就初步通讀了文字艱深的十三經。10歲時，他父親還做了監生，教他學了五經經義。14歲時考中秀才。又過兩年，開始致力於詩文。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閱讀了《離騷》、漢魏《樂府》、曆代詩人的佳作名篇約十萬餘首。
王夫之少年時代，調皮淘氣，時常犯“口過”，惹得父親不高興，常常十天半月不理他，直到他內心自覺認錯、涕泣改過才給以教訓。
不過他父親教子有方，一經說過，終生不提往事。他從來不對孩子板起麵孔，有時把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麵飲酒，一麵勸導他們做人要謙遜和氣，他允許孩子們有正當的遊戲，讓他們擺棋對弈等，但不允許學賭博、擊球等不好的事。
在這樣的家庭裏成長起來的王夫之，不僅在經史文學方麵打下深厚的基礎，而且在為人處事方麵也受到感染，同時，少年的王夫之已開始留心政務。
後來，王夫之又去嶽麓（ｌù）讀書深造。當時國家的境況越來越壞。為匡扶社稷，挽救國家危亡，王夫之與曠鵬升等組織“行社”。次年又與同鄉文之勇。郭鳳躚（ｘｉāｎ）、管嗣裘等人，仿效東林、複社，成立了一個旨在抨擊時弊、評論朝政、議論改革的團體，叫做“匡社”，取“匡時救國”之意。
他們這幾個人都是武夷先生的弟子，自幼意氣相投。王夫之參加“匡社”的行動，說明他當時已經投入現實的政治生活。
在崇禎壬午科湖廣鄉試中，王夫之中了第五名舉人。這次武昌鄉試由直隸華亭人沔陽知州章曠擔任分考官，考試結束後，他接見了王夫之這位年輕的考生，談話中意味深長地將王夫之引為知己，互相勉勵。他的才華和見解得到考官的賞識。
沒多久李自成入北京，明朝宣告滅亡，王夫之得知消息後，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完了就哭，以後每到明王朝覆滅的日子，他都用原韻作《悲憤詩》，寄托他的哀思。從此以後，他開始走上了救國、著述的道路。
清兵占領北京後。王夫之避居於南嶽續夢庵。後又亟走湘陰，上書湖北巡撫、司馬監軍章曠，提出抗敵之策。但章曠卻敷衍作答，根本不重視他的建議。次年，清軍陷衡陽，父親王朝聘、兄參之相繼病逝。
王夫之隱居於蓮花峰頂，一麵潛心研究《周易》，一麵密切關視著抗清鬥爭形勢的發展。
由於明降將金聲桓、李成棟的反清以及何騰蛟部的大舉反攻，西南抗清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此時，王夫之和匡社成員管嗣裘、南嶽僧性翰等，決定募集義師與官兵協同作戰，收複家鄉失地。經過幾個月的奔波，他們終於招集起一支義軍，在衡陽起義了。
這支義軍的將領是一些缺乏行伍生活經驗的書生，戰士是一些未經訓練的農民，缺乏給養，孤立無援。他們苦撐不到數月，初冬時節就被清軍打敗了。王夫之同管嗣裘一起不得不直奔南粵，到自身難保的永曆皇帝那裏暫且避難。
在永曆小朝廷內，王夫之就任行人司行人官職。此時的局勢雖然異常危急，永曆政權的官僚們卻依舊爭權奪利、黨同伐異。內閣王華澄、太監吳國祥結成吳黨，排斥異己，貪贓枉法，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王夫之三次上疏，結果適得其反，自己險遭毒手。王夫之“憤激咯血，因求解職”，幸得農民軍將領高必正營救，才免遭毒手。
在這種形勢下，王夫之隻有離開永曆朝廷，前往桂林，投奔抗戰派將領瞿式耜（ｓì）。不久，王夫之聽說母親病了，從小路回衡陽到家時，母親已經去世了。後來瞿式殉節於桂林，嚴起恒受害於南寧，王夫之知大勢已去，遂決意歸隱山林。順治九年（1625年），王夫之道於湘西耶薑山側，開始了“屏跡幽居”的著述生活。王夫之的抗清救國活動在此也告結束。但他的愛國思想、民族氣節至死也是不變的。
王夫之40餘年的隱居生活中，最初10年間，為了躲避清人的緝拿，他流徙不安，在祁（ｑí）、邵間朋友家中躑躅躑躅（ｚｈíｚｈú）：徘徊不進。二三年。後移居常寧西莊園，由友人王文儼（ｙǎｎ)供給飲食，教授鄉人《春秋》後返回衡陽，結識了不少佛家弟子，於是長居雙髻（ｊì）峰寺院之中。過了三年，才定居在湘西金蘭鄉萸塘，初造小屋，名叫“敗葉廬”；次築“觀生居”。過了12年，再徙石船山下，離“觀生居”二裏許，築湘西草堂，自號“船山”。在這10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不少苦，有一段時間緝拿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更改姓名，混跡於瑤人之中。
王夫之在隱居期間，一麵以教授生徒糊口，一麵開始了學術研究。正是這40年荊榛（ｚｈēｎ）草澤生活，把他培養成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康熙三十年（1691年），王夫之久病喘嗽，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病逝於船山下湘西草堂。
王夫之是學者，不信鬼魂，故遺命禁用僧道追薦亡靈。隻是在墓碑上寫道：“明朝遺臣王夫之之墓”，以誌他的民族主義精神。
王夫之在政治上提倡尊君。但他所尊的君不是“暴君”、“暗主”，而是“聖君”、“明主”。他所傾慕的“聖明之君”，“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而以“公天下”為宗旨。
王夫之認為，君主不應獨攬大權，而應分權於宰相、百官。“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這顯然是對明代君主“專橫獨斷”的不滿。
王夫之在經濟上，認為皇家不應以天下之財為己之私財，將“富貴擅於一人”，而應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民”。他針對明皇室帶頭兼並土地，“聚斂以敗國”的教訓，指出“地之不可擅為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為天之子，天地豈得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
王夫之在哲學上，提出了相當完備的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相結合的哲學體係。
其一，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
“氣一元論”是王夫之唯物主義思想體係的核心。他認為，“氣”是世界萬物之源，整個宇宙間都充滿了氣，“凡虛空皆氣也”，“此外更無他物”。他又指出：“汽”是一切運動變化的主體，而運動是氣的根本屬性。自然界在運動中，“勢不能保其固然”。“氣”聚則顯，生成自然萬物；散則隱。總之，“生非創有，而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這是從“氣一元論”引出的“物質不滅論”的精辟見解。
其二，充滿辯證法的運動觀。
王夫之認為，運動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屬性，物質與運動是不可分割的。他說，離開了運動就沒有生生不窮的世界。他又指出：“靜者靜動，非不動也”，“靜即含動，動不舍靜”，這意味著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靜是動的一種形態，天地之間根本不存在“廢然之靜”的絕對靜止，這是非常鮮明的關於動、靜關係的辯證法觀點。
王夫之還認為，事物本身存在陰陽對立，它們“相反而相仇”，推動了天地萬物運動變化。他具體論述道：“以氣化言之，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王夫之還注意到矛盾的統一性，他提出：“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對待之物乎？求之於天地，無有此也；求之於萬物，無有此也”，因此，一切對立麵並非絕對對立。他對事物的相互滲透以及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相互轉化的特點作了剖析，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辯證法的思想”
其三，以“行”為基礎的“知行統一”觀。
王夫之指出了知與行相互區別，“各有致用”，又相互統一，“相資以為用”的辯證統一關係，對王守仁混淆知行界限的“知行合一”說，進行了批駁。
在知、行辯證統一關係的基礎上，王夫之特別強調“行”的意義。他指出：“知”不離開“行”、不“行”就得不到“知”，這是對程、朱學派“知先行後”論的駁潔。王夫之還明確指出行是檢驗知的標準，這確實是十分精彩的議論。
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蕩中，有許多才華出眾、守誌不移的飽學之士，被社會拋棄而隱於山林之中。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後一位著名哲學家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夫之在反抗民族壓迫的同時，堅持著述，竟達40餘年之久。即使到臨終的前夕，他還是“故國餘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這是何等堅貞的意誌和頑強的毅力？
王夫之堅持著述，開始作《老子衍》，接著又寫《周易外傳》。而後又完成了《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莊子通》、《噩夢》、《詩廣傳》、《俟解》、《張子正蒙注》、《讀通鑒論》和《宋論》等100多種，400多卷的巨著。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引譚嗣同的話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這絕非誇張之詞，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成為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集大成者，是當於無愧的。
蒲鬆齡
蒲鬆齡（1640——1715），清代傑出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人。蒲鬆齡青少年時期就很有文名，深為施問章、王士棻所推崇。但屢應省試皆落第落第：科舉考試（鄉試以上）沒有考中。，71歲始成貢生。除中年一度在寶應作幕客外，畢生為家鄉塾師。生活貧困，同情人民疾苦。工詩文，善作俚曲俚曲：通俗的歌曲。。曾用20多年時間，寫成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又有《聊齋文集》、《詩集》和為農民編寫的通俗讀物等多種。
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代表了我國文言小說的藝術高峰，對我國清初以來小說的創作影響很大。袁枚的《新齊諧》、沈起鳳的《諧鐸》等一批文言小說，都是仿效的作品。
蒲鬆齡由於天資聰明，他的青少年時期就以文知名於世。他在從父讀書的少年時期，就能對經史詩文過目成誦，一點即通。19歲時他參加了淄川縣。濟南府、山東學道的三級科考，結果連取三個第一，這一下子在山東引起了人們的注目。當時的主考官施閏章，是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時有“南施北宋”（宋琬）之譽。施閏章“愛才如命”，因此，非常賞識蒲鬆齡，稱讚他的文章是“空中聞異香，百年如有神”。“觀書如月，運筆如鳳，有掉臂遊行之樂”。由此可見蒲鬆齡的文章多麼有文學功底。
連取三個第一，成了秀才，受到殊譽，這應該說是蒲鬆齡的才華鋒芒畢露的時候，也是他春風得意的時候。可是，命途乖舛乖舛（ｃｈｕǎｎ）：不順遂。，直到他七十二歲最後一次參加考試的時候，也沒有考中舉人。他曾經寫過一首詞感歎自己的遭遇，他覺得自己滿腹才學，就像春秋時期為獻玉而被砍去雙腳的卞和一樣，不能有施展的機會。而阻礙他的正是腐朽的科舉製度。他別無出路，隻好在淒涼的荒齋裏著書。
然而，也正是在這窮愁潦倒之中，他以畢生的生命和精力，完成了《聊齋誌異》這部不朽的傳世之作。也許這就是曆史賦予我國古代文學家和狀元、舉人的不同使命。
蒲鬆齡因屢試不第，深知青雲無路，又加上家庭裏妯娌不和，因此分家，自謀生路。他的謀生之術，就是教書。這其間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一是做幕賓，一是30年任教於畢家。
蒲鬆齡父親去世了，他和兄弟們分家了，為了維持生計，他教了一段時間的書。後來應同鄉好友寶應知縣孫蕙的邀請，去做了一年幕客，為其代寫書劄、公文、告詞等。這是蒲鬆齡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離鄉遠遊。寶應地處淮河流域，他得以遊曆了許多地方，不但開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閱曆。而且還使他得以親自目睹了官場中的黑暗，對腐敗吏治和豪門生活都有了切身的體驗。
在寶應期間，蒲鬆齡還寄情於江淮山水景色，寫了一些優美清新、頗具神韻的詩篇。
但是，在外謀身也非長久之計。在寶應呆了一年，他就辭幕回鄉。從此，為家計所迫，蒲鬆齡開始在西鋪畢際有家30年的坐館生涯。畢際有是順治三年（1645年）拔貢入監，後升至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因解漕糧積年掛欠而被罷官，歸田後過著退隱清閑的生活。畢際有在西鋪有一宅園，名石隱園，園中花木繁盛，景色優美。蒲鬆齡到了盛夏便移居此園。他所教的學生是畢際有的八個孫子，教他們讀《四書》、《五經》和製藝文。在這裏他過著比較安定的讀書、教書和寫作生活。
畢家不僅有石隱園一類的花園，而且還有藏書萬卷的萬卷樓。石隱園的所見所聞，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萬卷樓的藏書，使他有機會讀到許多善本、珍本，從而大開眼界。這些為他創作《聊齋誌異》提供了方便和條件。如《聊齋誌異》中，經常提及畢刺史家（指畢際有通州知州職銜而言），並保留了部分由畢刺史家主仆提供素材的作品。如《祝翁》一篇，就是由畢家傭人講述的。《五羖（gǔ）大夫》、《鴝鵒（ｑúｙù)》兩篇，篇末明白寫著是由畢載績先生記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