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六十以後，我常愛構想自己的葬禮：在哪裏操辦誰來主事、哪些人定要請哪些人不能來、誰寫挽聯挽聯寫什麼、吃的什麼葷菜喝多貴的酒、埋在哪裏墳頭用什麼瓷磚、棺材花多少錢棺材裏放什麼物件……
從我記事起便開始接觸饒離世——街坊的、宗親的、陌生饒，平均一年一場，等到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死亡的認識僅停留在一頓豐盛酒席的層麵上。中年以後，老父母及重要親戚的去世，成了一件與我相關且須大辦酒席的事兒，那時候死亡於我而言意味著承辦酒席而非吃酒席了。後來，我過完中年步入晚年，一路不停地送走各種各樣與我相關或無關的人，以至於我對死亡和葬禮早就麻木了，覺得這是一件實際上與自己毫無瓜葛的必然事件，畢竟，我比同齡人既健康、能幹還樂觀、富櫻
今年我已經過了七十了，直到最疼愛的人突然離世，我個老漢才真正開始琢磨死亡這件事。人對死亡的看法本質上決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觸手死神越早的人開悟得也越早，可方圓上千年流傳的神話與信仰、鄉野傳承的習俗與觀念淡化並麻痹了鄉裏人對死亡的認知，狹隘和愚昧趁勢煽風點火，由此更束縛了鄉裏人對生死和生命的理解與超脫。
於我而言，叩問生死，是不是來得太晚了？我想擺脫過去的那個自己，重新雕琢一個寬容慈愛的老父親或者老外公，七十歲了，不知道還來不來得及。
正月的空灰蒙蒙的，老馬靠在水泥台子上，遙望夕陽在心裏出這些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