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出嫁時我才九歲，那時我正恨著她。
那日離過年還隻有五天，是當時最神的江邊瞎子推算的。他說那日風和日麗，陰陽調和，最宜嫁娶。大姐屬相金箔金虎，性剛命硬，女生男相，最好找個能壓得住其勢頭的日子方能成就美事。那日正好也是壬寅，和大姐屬相一母同胞。正所謂二虎相鬥必有一傷，鬥來鬥去，自然再惡不起來。況且餓虎入冬，皮肉已鬆，要惡也氣勢有限……
她婆婆聽人家這樣說，就定這一日，再不考慮其它。
也怪，那日天氣確不一般——冰風苦雨了一個多月，突然來了這麼個大晴天。第二日又接著冰風苦雨。這無疑給大姐的婚姻生活預示了好兆頭。人們都斷言：大姐好福氣，將來的日子肯定如這日的光景般金燦燦、暖融融。
當母親又哭又唱地哼著離別歌，訴說大姐出嫁後的種種不便與艱辛；當硬漢父親為痛失一個好勞力、好幫手暗自飲泣；當賢惠大嫂為離去這個閨中伴侶而傷心落淚時，我卻樂不可吱地躲在門背拍手偷笑：“哈！這個惡婆！讓她嫁了好！嫁了她就成了客，再沒資格管我！最好是讓她嫁個狠丈夫、碰上個惡家娘，對她一日三餐打、三日九餐刑！幫我出了這口惡氣！”
也難怪九歲的我竟如此怨毒。大姐留給我的創痛實在是太深了！時至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右腦門靠太陽穴處還存留著一個比蠶豆還大的硬疙瘩——這是大姐送給我的離妹紀念品！我曾懷疑這可怕的紀念品會不會有一天突然癌變致我於死地？至少，它也是惱人的骨質增生。因為每逢晴雨變化，它都酸疼難當，時刻提醒我它的存在和威脅。我很懷疑：我成年時突然冒出來的偏頭疼就與它有關——我真想除掉它！這個可怕的陰影！可恨它長的地方太特殊，我一直不能如願。
事情還得從那年夏天說起。那是端午節後的第二天下午，大隊部的赤腳醫生楊華來給吃粽子吃得拉肚子的二哥看病，順便帶來了母親托他買的兩隻塑膠網袋。這網袋母親是一見鍾情。她去二十裏外的鎮中心合作社給大姐辦嫁妝時，那裏的一個女營業員正挎著織毛衣。母親覺得這家夥既好看又實用，就愛了。那網袋大小與後來流行的紙禮品袋差不多，但質量絕對比紙袋牢靠，能提得起上十斤重的東西。而且，顏色也蠻好看：糖果色。紅的紅得耀眼，綠的綠得迷人。楊華給母親帶的兩隻網袋——一隻粉紅、一隻翠綠，除了顏色和大小不一樣外，其它沒什麼差別：網線都隻有縫衣針大，鮮豔而透明，如美玉般泛出一層油光。尤其那提手，又圓又粗，光滑明亮，大小適中，一如金銀鋪裏的玉手鐲。如果拆下來套在手上，絕對可以以假亂真。
這兩隻網袋母親早有打算：一隻給我做書包。一隻給即將出嫁的大姐織毛衣。按習俗，她必須給婆家至親人物見麵禮。毛衣（實質是晴綸）既體麵又實惠。有了這網袋，大姐的毛線球就不會再四處亂滾了。而且，走到哪都可以帶著信手編織。
這倆網袋雖然漂亮，我雖然都很喜歡，但從實際出發，又不樂意接受。我天生是個實用主義者——這樣兩隻四處透窟窿的網袋，哪一隻能適合裝筆？
可是，很顯然我又沒了別的選擇。母親既然說了這兩隻當中之一就是我的書包，我再不樂意也得接受。否則，我就連這樣雖不適用、卻很漂亮的“書包”都沒有了。那時的農村，家家戶戶都還很窮。許多人連幾塊錢的學費都交不起，更別指望書包、文具盒之類的奢侈品了。象我，書是有得讀了，可即將升入三年級，還從沒擁有過一個象樣的書包。此前，我不是用父親給我編織的苧麻繩網袋，就是用母親棄置的空洗衣粉袋。那些鉛筆、鋼筆、圓珠筆等尖嘴文具常常趁虛開溜。我因此也就常常為那些剛剛產生感情的文具又來一次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