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給文王留下了一個正在富強起來的國家，一批可信可用的官僚和將領，一支久經實戰磨煉的軍隊。因此，文王做起事來，通常是會稱心如意的。他對建設似乎不大關心，至少可以說他沒有為建設事業做出顯著的貢獻。他的興趣和精力貫注在戰爭上，他以戰爭為手段實現了武王“觀中國之政”的宏願。還不能不說到，文王的性格是鋒芒畢露的。
公元前688年———文王二年，冬，舉兵伐申。楚人北上，這是合乎邏輯的走向。但不先伐近處的鄧，而去先伐遠處的申，就耐人尋味了。鄧在楚申之間，楚伐申，必須假道於鄧。鄧與楚為姻親，當時的鄧君祁侯是文王之舅。文王雖有伐鄧之意，一時尚無口實。
至於假道伐國，卻是符合當時的國間慣例的。文王引兵過鄧時，鄧有三位大夫勸說祁侯乘機殺死文王，祁侯不從，按正規的禮儀接待了文王。其明年春，楚師在自申返楚的途中伐了鄧。文獻記是役，沒有明確指出申、鄧已滅與否。從以後的史事來推測，申被楚師攻滅，變成楚國一個大縣了；鄧雖幸存，但已危若釜底遊魚，不久也被楚師剪除了。這樣假鄧伐申，與晉獻公假虞伐虢十分相像，但比假虞伐虢早33年。《左傳》記事厚於伐虢而薄於伐申，乃至伐虢之事膾炙人口，伐申之事反而不彰。
公元前684年———文王六年，楚伐蔡。當時蔡尚在淮水支流汝水的上遊，今河南上蔡，西北有鄭而東北有陳。從郢到蔡，全程約400公裏，楚人要向一些小國假道，不像在江漢平原上來往那麼自由自在。論戰略，文王與武王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武王用兵如波浪式推進，文王用兵如跳躍式突進。自從武王揚言———“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隻過了22年，其子文王就開始逐鹿中原了。文王上回伐申，除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一個薑姓國；這回伐蔡，則是意在控製中原南部最大的一個姬姓國。
伐蔡的緣由，從表麵上說，是應息侯之請，去懲罰無禮的蔡侯。息是蔡的南鄰，故址在今河南息縣。蔡夫人和息夫人是姐妹，都出身於陳國公室。蔡侯先娶，息侯後娶。息夫人貌美，自陳過蔡，將赴息，蔡侯以姐夫名義阻留求見，有輕浮的言談舉止。息侯聞知此事，大怒。派使者到楚國，向文王獻伐蔡之計，請楚佯為伐息，息乃求救於蔡，而楚即可伐蔡。文王大喜過望，迅即整軍出征。楚師與蔡師在蔡的南境相遇，楚師勇銳，蔡師一觸即潰，蔡侯獻舞被楚師俘獲並被帶回郢都去了。
蔡侯獻舞深恨息侯，為了報複，故意向文王渲染息夫人的美貌。
此計竟有奇效，文王立即領兵到息國去，息侯以為文王是去進行友好訪問的，盛宴款待。文王勃然變色，化殿堂為戰場，把息侯捉住，把息國滅掉。從此，息夫人成了文夫人。這位文夫人在文王麵前少言寡語，幾乎從不先開口。《左傳·莊公十四年》記文王曾問她何以如此不歡，她說：“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此事也撩動了後世文人的詩興，競相吟詠，而各以己意出之。唐人王維《息夫人》詩有句雲：“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如此想象，增強了哀豔的情調，這是詩人的意匠。唐人汪遵作《息國》詩有句雲：“家國興亡身獨存，玉容還受楚王恩。銜冤隻合甘先死，何待花間不肯言？”如此譴責，實為拿後世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前代的人物行狀，做詩的精粗巧拙可見仁見智，其於論史則一如隔靴搔癢。文夫人沉默的緣由恐怕不止一個，其中也含有假手於文王以報複蔡侯的意圖。
文王聽了文夫人哀婉欲絕的話，決定繼續扣留蔡侯獻舞，還派兵去襲擾了蔡國。蔡侯獻舞在楚國軟禁九年後去世，由其子肸繼位。
蔡、息相惡而楚國得利，教訓的慘痛與鷸蚌相爭而漁翁得利類似。生活細節與國家大事的聯係，以此為典型。對一位女子的非禮之言和非禮之行，竟導致兩個國家或不祀或亡君的巨禍，這確實有偶然性。不過，這個偶然性也顯示了昏庸不敵明智和弱小不敵強大的必然性。前息夫人即後文夫人異乎尋常的容顏和性情，則為這段曆史增添了戲劇色彩。
淮漢之間是當時東西南北文化交會的一個十字路口，誰占領了這個十字路口，誰就能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文化信息，誰就能掌握東來西往和南來北往的鎖鑰。申在這個地方的西部，息在這個地方的中部偏北。文王滅申、息，占領了這個十字路口，對楚國的前途和中原的前途都是至關緊要的。相形之下，當初在楚、息、蔡之間的種種恩怨，種種是非，就顯得無關宏旨了。
公元前679年———文王十一年，齊、宋、陳、衛、鄭五國的國君會盟於鄄邑。《左傳·莊公十五年》記此事，評曰：“齊始霸也。”
《史記·楚世家》則雲：“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是年，齊為桓公七年，管仲執政，除弊興利，在諸侯中脫穎而出了。
其明年，楚伐鄭，這是為逐鹿而深入到中原的腹地去了，也是向正在成為霸主的齊示威。鄭居“天下”之中，鄭都的故址在今河南新鄭。
在伐鄭前或者在伐鄭後，楚滅了鄧。鄧之於楚，如骨鯁之在喉，不除不快。滅鄧後，方城就成了楚的大門，南陽盆地就成了楚的門廳，南襄夾道則成了楚的門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