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於“文章”、“政事”、“氣節”、“勳烈”四者兼而有之，若能“除卻講學一節，即聖人矣”，對此，陽明斷然回答：“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可見，對陽明來說，“講學”是其人生的一大抱負。他甚至把講學喻為“婚姻”，而把自己喻為“媒妁”之人，並勸其門人吸引後進、互相講學。在陽明看來，講學既是我們每個人的“本分內事”，也是吾人今日不可偏廢的首要之務。正是在陽明的鼓動倡議之下，自１６世紀２０年代以降，可以說在朝野上下逐漸興起了一股講學風潮。其中，心齋及其泰州學派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們通過對心齋生平及其思想的初步介紹，已經了解到心齋對講學抱有很大的熱情。他曾自稱“予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單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講學對於心齋來說，是其人生的一大抱負和誌向。
從理論上講，心齋一再表明的“萬物一體”、“修身見世”、“兼善天下”、“師道立則善人多”等觀念固然是其投身講學的思想動力，若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君臣不遇、政局昏暗等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失望，也應當是心齋專注於下層社會之講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在心齋身上確有一種“以道覺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關於心齋從事講學的曆史記述，我們隻要稍微查看一下《心齋年譜》，便可獲得大量的信息，在這裏我們無須以編年史的方式來複述心齋的講學經曆。以下主要通過對兩條資料的分析，來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講學之於心齋具有何種意義？據《語錄》記載：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伊、傅”指伊尹和傅說，分別為商朝成湯之相和商朝武丁之相。所謂“伊、傅之事”，是指兩人都能“得君行道”，成就了一番大事業；所謂“伊、傅之學”，則是指兩人晚年失寵於人君而退隱山林，奉行“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心齋以此典故為例，表明“得君行道”是他所不可能遇到之事，故雲“伊、傅之事我不能”，然而“獨善其身”則是他所堅決反對的，故雲“伊、傅之學我不由”。這一表態充分說明心齋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抱有清醒的認識，並不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然而對他來說，也不能因此便采取“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的人生態度，相反，他認為應當以孔子為榜樣，與二三子共同講學明道、“修身見世”、“兼善天下”，所以他又說：“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嚐一日隱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者是已。”在這裏，心齋明確表示反對“隱世”，而主張“見世”。其實，孔子對於“隱”和“見”有一個變通的說法，“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也就是說，隱和見是相對於具體情況而言的，因此“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論語·衛靈公》），也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否則反而會自辱其身。然而心齋卻對“見”有著獨到的理解，在他看來，即便是在天下無道的情況之下，也不能忘記“修身講學”，而講學也是一種積極的“修身見世”。可以確認的是，在心齋看來，“見”與“隱”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外在境遇如何，而應當是取決於自身的行為。用心齋的說法，兩者的區別就在於“修身講學”和“絕人避世”，如是而已。心齋意識到“得君行道”這條路走不通，然而他堅信通過講學，同樣可以實現儒家“修身見世”、“兼善天下”的理想。因此，對於心齋來說，講學是一種人生價值的體現，具有一種安身立命的意義。這也是心齋積極參與講學並推動講學的一個重要思想原因。所以他再三強調的一個觀點是：“是故學者之於師友，切磋琢磨，專在講明而已，故曰：學不講不明。” “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恐所為雖是，將不免行不著，習不察。”第二，關於心齋講學的根本特征，心齋門人王一庵有很明確的概括：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學，孔門猶然。
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才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複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這段話著重指出士農工商“四民”雖職業不同，但皆可“共學”，意謂同樣都可從事於儒家聖學，這是因為儒家聖學從根本上說無非是“共明共成之學”，而沒有身份行業的限定。這一說法反映的是陽明的“異業而同道”、“即業以成學”這一思想理念。一庵指出，在孔門當中，能“身通六藝者”隻有７２人，其餘都是一些“無知鄙夫”，這一說法是否符合曆史另當別論，一庵的用意顯然在於為後麵講述心齋崛起於海濱、講學於“愚夫俗子”之間，作一鋪墊。接著一庵又指出，秦滅漢興以後，“學”成了一種特殊人群的專門學問，即“經生文士”之學，儒家聖人所倡導的“人人共成共明之學”反而湮沒不彰，這一狀況有所改變則要等到先師心齋的出現。心齋“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在一庵的描述下，心齋簡直就是孔子以後第一人，他致力於在愚夫愚婦之間從事講學，令那些“不識一字之人”也能明白“自性自靈、自完自足”這一儒學的根本道理，使得“二千年”已經失傳的儒家聖學之傳統精神得以“一朝複明”，重見天日。心齋的曆史功績可謂至高至大，而主要就表現在他通過講學將儒學推廣至“愚夫俗子”之間。重要的是，心齋講學的這一根本特征完全是儒學所倡導的“異業而同道”、“即業以成學”這一基本理念的體現，同時也反映了“學”為“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這一儒學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