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之學，超然獨悟，以知止為聖學之要訣，以精思為致知之工夫，以格物為致知之功效。誌必於道，據必以德，依必以仁，遊必以藝。體用有內外，知行有先後，有動有靜，有始有終。存之於心，則常定、常靜、常安，主宰在我而虛靈之體不昧；應之於世，則能慮、能精、能一，巨細曲當而不失時措之中。端緒簡易，旨歸明白，有以繼絕學於千載之下，而上接孔孟之真傳。至於晚年，從容純粹，不激不勉，一行一言，莫非妙道、精義之發越，視近世專事高遠玄妙之談而不可措諸日用行事之實者，何如也耶？[８１]根據王畿的分析，朱子哲學思想著重“分而為二”的分解性思考，陽明哲學思想強調“合而為一”的統合性思考。[８２]這一差異性，鮮明地體現在朱子與陽明的體用觀、知行觀、動靜觀等思想觀念中。
黃綰的思考方式，近於朱子的“分而為二”的分解性思考。換言之，與王學內部的一些枝節性分歧相比，黃綰與陽明之間的分歧帶有一些根本性、方向性的問題。由這種分歧而導致王學內部裂痕的擴大，乃至出現根本立場的滑轉，都是有可能發生的。《明道編》即為黃綰批判陽明學的代表性著作。[８３]由於此書鮮明的非王立場，以至浙西的湛門學者錢薇都對此甚為不滿。據錢氏《複許杞山司諫》載：
昨蒙以《明道編》見示，且究厥玄奧。某鄙人也，烏足以辱高明。然手斯編而玩之，其大概有可得言者。渠（指黃綰）蓋初從謝方石（謝鐸），已有先入；後聞陽明之旨，似嫌同聲，故別一門戶，持執中艮止之說。夫方石尊朱元晦，而陽明之見天然高邁，稍與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盡從陽明，則與方石舛；於是立說以排諸家。夫虞廷授受不過一言，曰執中耳，豈其未盡而益之艮止耶？……聖人論止，曰止於至善，曰敬止，未嚐空言止也。空言止，懼昧所從者，或止於非也。……夫陽明未易非也，陽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
若以無極、無欲、無情為落禪套，並孔子無意無我非之，又上及於無思無為，皆彈擊之，則執中艮止落於有矣。非謂執中艮止為有，而斥無則滯於有也。陽明格致之說，雖若左於朱，要之未易非也。……某受教於甘泉，甘泉與陽明初亦不相入，後稍融通。但某味陽明之說，覺有所會，故雲未可非也。[８４]由此可見，即使像“受教於甘泉”的錢薇等浙西學者，對陽明學說也是相當讚賞的，所以他們大都出入王湛之門，遊離王湛之間，折中王湛之學，較之浙南的黃綰等人，在立場上要更近於陽明，所以對陽明學說的保護意識也要略勝於黃綰。這恐怕與浙南地區特殊的文化學術環境有一定關聯。浙南一方麵靠近朱子學的發源地福建，與閩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另一方麵又有悠久的實學傳統，是宋代事功學的發源地，在學術傳統上一直有自己的學脈可尋，與狹義的浙東學術略顯不同，與廣義的浙西學術更是相差甚遠。故此，對於陽明學說，浙南學者的立場與態度，不要說與浙東學者不同，即使與浙西學者也有異。這就是為什麼筆者主張把黃綰、項喬等浙南學者定位為陽明學的批判派，而把錢薇、許孚遠、唐樞等浙西學者定位為陽明學的修正派或王湛折中派的主要理由。
盡管從現存文獻看，黃綰還沒有發展到公開批判陽明的程度，包括被錢薇視為“非陽明”的《明道編》，但針對陽明的批判性論述則有不少。王畿曾在與他人的書信中寫道：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誌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
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雲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為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為報答此公耳。[８５]從這封信可以明顯看出三點：首先，盡管受到黃綰非常激烈的批評，可王畿仍表示要虛心接受，這對善辯的王畿來說[８６]，實屬難得，說明黃綰在王門中還是相當有威信的。其次，從“但雲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為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一語看，黃綰在王畿麵前對陽明有所批評，且判宋儒為禪宗，王畿心甚非之，但二人未發生辯論，顯示了王畿對黃綰的尊重。
其三，當時陽明後學中，對黃綰是否為陽明正統存有疑問，即所謂“同誌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而這種懷疑的起因，蓋在黃綰自身。[８７]對此，涉足王門不深且有另起爐灶苗頭（與黃綰頗為相似）的羅洪先似有不同看法，他曾懷著替黃綰抱不平的心情評論道：“所念先生（指黃綰）抱世不常有之資，操物無以尚之誌，而又當舍我其誰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關係豈小小哉？……居鄉而鄉善其俗，在家而家安其教，修身而身見於世；進則讚天地化，退則與木石居，可屈可伸，可榮可辱，可小可大，而不可雜以非道。”[８８]據筆者分析，黃綰對陽明由推崇到疑慮的轉向，可能與議禮派的楊一清、桂萼、霍韜等人對陽明學說的警惕和懷疑有一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