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
可見，這項工作是由親民官察而舉之，再由州長、鄉大夫考校之。察舉、考校的標準即所謂,鄉三物”。
這些被選定的賢能之士，在大比時受到隆重的禮遇：
《鄉大夫》雲：“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這是鄉中最隆重的儀式，從三公、鄉大夫直到鄉民都參加，人人加禮，個個賓敬，充滿尚賢的氣息。
然後，將賢能之士的名冊獻之於王。《鄉大夫》雲：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小司寇獻民數於王。王僅“拜受之”，此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足見禮數之重。
最後，還要進行複查，看有無遺漏之賢能。《鄉大夫》雲：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先鄭注，“詢，謀也。問於眾庶，寧複有賢能者”。五物與“鄉三物”事異而義同，不過五物偏主於鄉射之禮。
此外，還有專職官員在外巡回，訪求賢能之士，《司諫》雲：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其目的，是要使野無遺賢，天下無不興的賢。可見，《周禮》舉賢能的製度極其細密而詳備。
尚賢思想，儒、墨、法諸家都有，但各自標準不同，儒家以禮義教化為標準。《大戴禮記·文王官人》雲：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湣而忠正者，使是蒞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潔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潔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
這是根據其人德、行之所長而任職，《周禮》書其德、行、道藝尤為詳盡，,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當亦含有這種用意。
興賢能之製，戰國以後的學者曾加以提倡，《國語·齊語》雲“正月之朝，鄉長複事，君親問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似已有粗略的格局。荀子主張,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西漢賈誼亦主張使民興賢：
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
漢代的舉孝廉、茂才，就是這種理論支配下的實踐之一。《周禮》賓興賢能的製度，正是總結了這些理論和實踐以後製定的，因而更為嚴密和係統。
《周禮》所設計的，實際上是一套以國為本位的典章製度，而賢人政治則是實施這套製度的基礎和保證。
《周禮》的賢人政治，始於對萬民教育的普及。其內容是灌施統一的道德標準和技藝規範。以此為基礎，再層層興舉學有成績者，經反複考核後舉之於王，以充異日長吏之選。這種巨覆無遺的製度，是要網羅天下賢士，即便窮居側陋之士，亦無不上聞，使得下無不興之賢能，上無不賢不能之長吏。鄉遂之學的教官中，其以大夫致仕者稱父師，以士致仕者稱少師，合稱為鄉先生。掌理興賢之事的，還有德高望重的鄉老。從而造成一個良性循環：賢者教民-賢民居官-致仕賢者又教民。這樣就從組織係統上保證了官員的素質，保證他們能夠施行法定的政策。對此，葉時曾稱讚道：
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裏選之所以為公也。以所興之人而還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為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
《周禮》這種設想，當是取自荀子。荀子曾批評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因此，他把賢能之士看得極重：
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凡為王者，欲長治久安，顯榮於世，建立功名，非平政愛民、隆禮敬士、尚賢使能不可。
荀子主張為政首先要區分賢與不肖，“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要從製度上保證，使“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他還強調必須按照地主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