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計多端的張蔭梧於1938年1月17日，借口要向國民黨最高統帥部請示，攜溫健公來到武漢，由康澤宣布：委任溫健公為抗戰最高統帥部設計委員，滯留武漢開展工作。
溫健公明知這是國民政府玩弄的花招，但無奈自己不能公開身份，隻好暫時留下，再伺機而行。
為求脫身之計，他去電張蔭梧要求轉告宋維靜速速南下與他會合，然而狡猾的張蔭梧於3月16日，複電溫健公：
快函悉，敵侵擾日急，本部工作異常緊張，此際似不宜歸寧。且自與君別後，如失左右手，一切工作均感推行遲鈍，萬望趕速反陵（川）。維靜因受梁化之之重托，不能離晉。除另電康兆明外，特達。梧。銑。
他將阻撓宋維靜南下赴漢的事情，統統推到了梁化之的身上。而此時，太原已經失守，宋維靜和她的服務團由磁縣來到臨汾。
在臨汾已經聚集了來自各地的抗日救亡青年，他們積極要求投身到抗日戰鬥中去。
在這一新形勢的推動下，經一些與閻錫山合作抗戰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建議，成立了民主革命大學（簡稱“民大”），由閻錫山任校長。
代表閻錫山主管“民大”的是他的親信、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政治處長梁化之。
而在校內負實際責任的則是“民大”政治處主任杜心源和教務主任杜任之，宋維靜被任命為“民大”政治處政治幹事，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
和國民黨打慣了交道的宋維靜得知丈夫滯留武漢，便明白了這是國民黨為削弱共產黨的實力而玩的花招，但由於和溫健公無法取得聯係，所以雖然著急，也隻能等待時機再設法去營救丈夫。
溫健公收到張蔭梧的電報後，心急如焚，第二天又在給張蔭梧傳送後方情況時順述：
兆民留職在漢，並無特殊任務，職擬乘攜眷返粵省親，乞飭維靜即日來漢，並請電示行期。
同時，他又給臨汾“民大”及綏署梁化之，長治政治部主任公署續濟川去電：
望告知宋維靜到武昌惠通路十六號。但三天過去了，仍未見回複，溫健公再次於3月20日向陵川、晉城給宋維靜和妹夫劉子超發電，急切地希望維靜南下，幫助自己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麵。
另一方麵他又給康澤去信，積極地去爭取主動，他在信中寫道：
健自奉命留漢，倏忽兩月，原期追隨先生，勉竭駑駘，效命
黨國，以圖直接間接有利於抗日建國事業之發展……竊思國難方殷，前線戰士正浴血抗戰，健何人斯，竟閉門讀書，精神上實感痛苦。
為此，謹以數事請求先生，尚祈垂鑒：
一、對健之言行予以指導；二、俾健以適當工作，借圖報國，並騎驅策；三、關於民眾之組織工作。迫切陳辭誌雜鑒諒！當此謹致抗戰敬禮。
然而此信仍又石沉大海，溫健公萬分苦惱，身處國民黨的最高統率部，不但自身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而且在這全國上下轟轟烈烈的抗日大潮中，自己卻有渾身的力氣不能使出來，成了一個閑人、廢人，這是溫健公著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