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說如果館長掌握了我與他人有婚外情的確鑿證據，我有可能一分錢也得不到。”
“所以隻剩下殺死館長拿到保險這一條路了。”
“隨你怎麼說，但想要定我的罪請拿出證據。”
不愧是做律師的，柯曉茹神態自若，吐字清晰，可以想象她平時站在法庭上是什麼樣。
除了這些指向殺人動機的證據之外，還有一些證據是說明茹女士的生活狀態的，在她的包裏有各種各樣的卡，比如美容院和健身房的VIP卡，高端品牌的會員卡，還有某五星級酒店的房卡等十幾張，可見她發生活非常奢侈。
不過目前找到的線索裏沒有任何證據能指證她動手殺人，如果館長的妻子是凶手，她沒必要選在圖書館的館長辦公室動手吧？門外就有監控，在這裏動手風險太大，還不如在僻靜的馬路上下手。
而如果僅憑殺人動機判斷，判斷錯誤的可能性非常大。
王楚說完走回了座位，下一個是柯曉茹。
柯曉茹和我一組，搜的是楚老板和溢館員的房間。
“想必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有經驗，我就長話短說了。溢館員的房間裏有孩子得白血病的病例、溢館員每月三千元的工資單、溢館員妻子在烤串店打工的工資收條以及水電煤等費用逾期的催款單。這些證據都說明孩子治病需要錢，家裏的日常開銷也需要錢，想必他已經到了非常缺錢的地步。但是我們在他的公文包裏發現了十萬元人民幣，沙發下麵的隱藏空間裏也有五萬元人民幣，請問溢館員，這些錢你是哪兒來的？”
“公文包裏的十萬元是我從館長包裏拿的。”溢館員說：“你們應該都看到了，在資料室的桌子上放著館長的公文包，包裏有館長妻子出軌的照片和這十萬元錢。我8點30分去資料室的時候，從包裏拿走的。”
“十萬塊錢體積不小，你就這麼直接拿出去了？”柯曉茹問。
“我當時帶著自己的公文包，裝在包裏別人看不見。”
“那問題來了，你去館長辦公室帶公文包幹什麼？提前就知道有這十萬塊錢嗎？還是你在包裏藏著東西？比如一把刀？”
柯曉茹向前一步，兩手支在桌子邊緣，盯著劉溢。
劉溢坐的離她很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不到十厘米。
柯曉茹的表情並不嚴厲，反而似笑非笑。劉溢迎著她的目光扶了扶眼鏡，不慌不忙的說：“別誤會，我帶著公文包去資料室是為了從裏麵帶東西出來，不是為了藏凶器。”
“哦？帶什麼？”柯曉茹問。
“你們也知道，我孩子得了病需要很多錢，可是我家裏條件不好，工資又少，根本沒錢治病。一年前館長知道了我的情況，就問我要不要賺點外快。”
劉溢沒有回答柯曉茹的問題，而是說起了和館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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