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我出生於府之土成都平原。爸爸媽媽工作單位相距15公裏，兩歲半的哥哥還寄養在別人家，幸好有一遠房姨媽來照顧媽媽和我一兩個月。後來我就被送到同城的趙婆婆家，不料兩三個月不到，的我就生病了：頭頸發直，兩眼耷拉，四肢僵硬，厭食嘔吐，還有發燒。
媽媽帶我到縣醫院去見那裏的資深中醫張醫生，診斷結果是“生乕（？）”，治療方法是剪下我的指甲在瓦片上烤幹然後磨成粉吃。幾不見效，媽媽就帶我到爸爸的工作單位。爸爸的同事們都嚇壞了：是不是什麼傳染病？好心的就給爸爸媽媽介紹醫生；也有人堅決要求把我帶走，不能留在單位傳染上別的孩子；還有同事就勸爸爸媽媽放棄我算了。
爸爸媽媽不肯放棄，就把我帶到溫江地區人民醫院檢查。陳醫生是二姨媽的中學同學，四川醫學院畢業，給我抽了腦脊液檢查，結果判斷是結核性脊膜炎，於是開了鏈黴素（注射）和異煙肼（口服）的處方。過了幾，病情明顯好轉。我就跟媽媽一起回家。回家後縣車隊的許醫生大驚：完了，這孩子一定會傻！脊髓液怎麼能抽？我非常慶幸爸爸媽媽還是沒有放棄自己（許公乃我全家多年醫生與朋友，我後來才知道他畢業於護士學校。當然，在缺醫少藥的那時，許醫生是大家唯一的希望）。。
媽媽很懷疑是趙婆婆的傳染（她抽煙，咳嗽，呼吸氣味極重。。。），就沒有讓我再到她家，而是請鄉下的親戚曹大孃來家照看。那時住在工業局，隻有一間屋，爸爸回家就得到鄰居家借住。我每要到縣醫院打一針鏈黴素，每次隻要往醫院方向走就大哭，至今臀部還有個打針留下的傷疤。吃藥更成問題，我不喜歡異煙肼的味道，堅決不吃。媽媽大孃想盡千方百計，把藥拌入飯裏湯裏，有時候還得強灌。
半年以後，媽媽漸漸發現我聽力似乎有點問題，對聲音的反應很遲鈍。爸爸擔心長期鏈黴素會造成耳聾，就決定帶我到成都川醫去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