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年間，兩浙路有三個官員，僅僅因為“赴姬樂筵席”，便遭黜責。當時乃王安石當政，王氏不愛女色，卻有點貪戀權勢，為厲行新法、打擊異議，他曾不隻一次用“掃黃”的辦法來收拾政敵和異己，順他者昌，逆他者瓢昌。
王安石有個同僚，叫做祖無擇，是一位鯁直之士，有點“公知”的臭毛病，口無遮攔，曾得罪過王安石。
宋仁宗朝時，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製誥，替皇帝起草詔書。依宋製，知製誥草詔是有稿費的，當時叫“潤筆”，王安石堅決不收潤筆，將錢掛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這筆錢卻被祖無擇毫不客氣地取下來花掉了，“安石聞而惡之”。
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便做了一首《詠雪》詩，來自我辯解：“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隻望青天萬裏開。”
祖無擇聽後大笑，出言相譏：“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對祖無擇懷恨在心，“乃諷監司求無擇罪”，即暗中吩咐當檢察官的親信搜尋祖無擇的罪證，務要將祖無擇這個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馬首是瞻的禦史，便想方設法搜集祖無擇的罪證，終於給他們找到一條：“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姬薛希濤通”。意思是說，祖無擇在杭州當太守時，曾鬧出瓢昌的醜聞，那個姬女叫做薛希濤。王安石當然不放過這個收拾祖無擇的機會，馬上安排人將祖無擇關押起來審問，那個姬女薛希濤也被抓了，要她指證祖無擇瓢昌。
薛希濤雖是風塵中人，卻比許多男人都硬氣，任憑辦案人員嚴刑拷問，就是不肯指證祖無擇，最後，“希濤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對祖無擇的指控都查無實據，無法定罪。
王安石一派隻好雞蛋裏麵挑骨頭，以祖無擇曾使用公酒超標、乘船越製為由，“謫忠正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複了祖無擇集賢院學士之職，但祖無擇為避開王安石，自請分司西京（洛陽）禦史台，臨行前，還寫了一首詩，詩的題目就叫做“誚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讒而去，因以述懷詩”。
王安石對付祖無擇，當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們也不能說祖無擇受了冤屈，因為他在杭州時，確實與姬女薛希濤有“不正當關係”，而按宋朝法律，官員如果與姬女有私，也確實是要受責罰的。隻不過祖無擇很幸運，薛希濤對他一往情深，寧死也不出賣他。
如果祖無擇不是官員，而是一介平民，那麼即使他風流成性，天天狎妓買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為把柄整他。
在祖無擇那個時代，就出了一個有名的風流才子——柳三變。這個柳才子生性放浪，愛逛青樓，居京華時，“暇日遍遊姬館，所至，姬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姬者多以金物資給之”。
東京的名姬對柳三變非常仰慕、崇拜，“姬家傳出幾句口號，道是：‘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麵。’”也沒見官家找他的麻煩。
不過，柳三變在參加科考時則遇到了麻煩——宋仁宗批示不可錄用他：“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
柳永於是幹脆自稱“奉旨填詞”，在煙花柳巷繼續過他的風流生活。後來柳三變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獲賜進士出身，當了幾年小小的“屯田員外郎”。
中國古代的禮法，其實是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的，即所謂“禮不下庶人”與“春秋責備賢者”。按傳統的倫理道德，尋花問柳顯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嚴格的禮法約束，這便是“禮不下庶人”的涵義；而官員，身為社會精英，當為萬民表率，“君子（官員）之德風”，則應該接受更苛嚴的禮法束縛，此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所以，宋朝政府對平民宿昌，一般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禁宿昌”的立法隻針對官員。
呂惠卿與王安石同殿為臣那麼多年，後更是與王安石針鋒相對的他，自然對這些事情了若指掌。
“如今我身為當朝首相，你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時刻盯著我？你這般做法，不是自己將把柄往那些人的手裏送嗎？啊，你是要氣死我嗎？呂升卿！”呂惠卿怒不可謁的吼道。
看著呂惠卿大怒的樣子，呂升卿識趣的裝起鴕鳥。
“你給我老實交代，你到底還有什麼事瞞著我？你個豬腦袋，你不說，小心你哪天起都不知道怎麼死的？”呂惠卿雙目通紅，仿佛要擇人而噬，哪裏還有絲毫當朝首相的雍容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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