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內，黃燦不停地同時切換在九運的各個微信工作群裏。
回複、討論、解釋，看似忙碌不已，但這種碎片化的處理模式反而拖累了工作進度。李凡切進私聊，抱怨又遇到屁股指揮腦袋的困境。
她剛要回複，Franz打進電話。
要說2017年對於廣州辦和她來說最大的動蕩，非Franz被九運解職莫屬。Franz被資本方三振出局，未被事先通知，被突如其來地打了個措手不及，廣州辦連同供應商也是一陣錯愕驚慌。隻有黃燦本人，麵對那隻遲早要掉下的靴子終於落地，反而有種預感被驗證的鎮定。
Franz離開父親創始的樂斯公司之後，除了黃燦，基本和其他同事斷了聯絡。一來他自覺走得狼狽麵子受傷，二來更耿耿於懷Klaus的知情不報。Klaus以事實生動地教育了他，職場無友誼，站隊看利益。
由於同九運簽訂了高昂賠償及保密協議，他在三年內無法進入燈飾行業同質競爭，於是乎便開始了漫長的揮霍時間和金錢的失業期，又因種種原因斷送了十幾年婚姻，生活頗不如意，活生生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事到如今，能夠讓他暢所欲言發發牢騷的人，也隻有互相扶持並進過多年的老下屬了。
Franz ：“Hi Maggie，我在西班牙和父母度假，這裏的party太熱鬧了，剛發視頻給你了，下次你有機會來的話，我來帶你去感受感受。。。。。。”
自從九運收購樂斯之後，黃燦就再沒有一次因公遠差歐洲的機會，與樂斯原總部同事們隻能通過郵件、Skype隔空聯絡。Franz的問候電話固定每月一次，內容都是大致同樣的幾句話，下麵一句應該是，我父母托我向你問好。
“我父母說向你問好。。。。。。”
“也請代我向他們致意。”黃燦接著說，“下次來中國，我私人招待老朋友。”
放下電話，黃燦打開智聯招聘，更新之後，上百簡曆嘩啦啦湧入郵箱。
這些簡曆首先會經過人事部初步篩選，然後利用招聘新工具軟件等進行測試，往往經過幾輪麵試複試下來，候選人所剩無幾。今年新增崗位招聘進行得不怎麼順利，人事部歸咎於九運開出的薪酬低於市場水平，議價空間又無彈性。人力不到位，麥總為此沒少給她施加壓力。她這個承上啟下者像被兩頭擠壓的彈簧，承受著雙重壓力測試。
2018年，或是有史以來製造業“招工難”最嚴峻的一年。
十年前，黃燦初涉廣州人才市場時的印象仍記憶猶新；十年後，大環境和情況已然發生逆轉。許多三四線城市正在與沿海城市爭搶人才與勞力，而有條件的二線城市，更是為此推出各種包括購房優惠在內的吸引人才舉措。這是一波大發展的浪潮，要說八九十年代是下海潮，現在那就是返鄉潮。
隨著各地“返鄉人員爭奪戰”的打響，直接導致珠三角節後不少工廠出現招工難，即使企業開出曆史高薪，也無法吸引更多的工人前來應聘。在家生活也許工資低一些，但消費也低，卻能多出陪伴家人等諸多實惠好處。家裏能工作的時候，誰願意離鄉背井呢？這使得深圳廣州東莞等地製造業壓力倍增，今年招工異常難，一時難見回暖跡象。
廣州辦招聘也麵臨著內外夾擊的不利形勢。一方麵合適人才難覓，另一方麵公司開出的薪資較低，缺乏市場競爭力。
人事拿著一疊打印簡曆前來找她求助，她抽出其中兩份說：“你看看，包裝設計崗位，海外留學生，英國藝術設計學院畢業，熟悉設計軟件，英文棒，最關鍵是工資要求也隻是八千塊。這樣專業對口，上崗就能用，又深諳謀生不易，不會獅子大開口的人才現在多難找？可是九運給到這個崗位的薪資標準卻隻有稅前六千。脫離市場，為難死我們這些人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呀，你說，該怎麼辦呐？”
其實人事雖抱怨也明白，廣州辦獨立決策的時代一去不複返，大部分部門領導權轉由九運總部直轄，黃燦除了業務，基本被架空，她能怎麼辦？
九運有就九運的管理體製，廣州辦所有人隻能在哪個山頭唱哪首歌。所以在黃燦一通開導，諸如“慢慢來，耐心堅持”“盡量和九運人事多溝通爭取支持”的無奈官話之下，又捏著一疊簡曆回格子間繼續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