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剛好是過完我生日的第二，便被聯防軍東大陸D區的指揮官福林叫去辦公室。
“你知道陳司令已經下達了第一令？”他翻閱著一件牛皮文檔問我。
“知道！”
“我們D區是第一顆氫彈的引爆地，當量1500萬噸，足夠把47平原的巨石陣炸個底朝了。而且在這800名敢死隊中，我們D區就是主力，一共有100名，其他1600名分別來自長江北邊的區，以及東海岸的A區，還有近南湖泊的E區。我們A區被選中的攝影記錄組有個攝影師昨出事了，他拿著相機瘋瘋癲癲地跑進了D區的巨石陣，我們在警戒區找尋了一晚，也沒有等到他回來，所以我們指揮部的意思是，推薦你去，因為你是我們A區相機摸得最熟的一個人了！現在想找個會攝影的孩子真是太難了。”
我還有自己的父母在家，不過同時作為一名軍人，我不得不答應了指揮官福林的要求。
“希望指揮部可以給我的父母多分配一些食物和藥物。”我站直了19歲稚嫩的身體，握緊了父親留給我的攝影機。
“孩子，我們D區一共就1萬多人，這次派出去的100人，每個人身後都有一個家庭，包括我在內，但是記住，我們身後不僅有家人，還有整個人類。我們不是去赴死，隻要計劃得當，我們100人會毫發無損的走出來的！”福林眼中充滿了光，他是看得見希望的，也是對計劃胸有成竹的。
我接過60歲的福林遞給我的敢死隊勳章，然後便由早已守候在門外的醫生帶去注射定位芯片。800名敢死隊員都要注射同一種芯片，方便組網觀察每一個隊友的位置以及身體狀態。
回到家中，與其是家中，不如這山體之中，我倍感焦慮與興奮。焦慮的是不知道這次行動能否成功，按照區友的流言，敢死隊能回來10個人已經算不錯了，因為至今人類還沒有防範巨石陣的科學辦法，無論是鎮定藥物還是阻隔服，都無法隔絕巨石對人體產生的鎮痛幻覺等症狀，而且越深入陣中，症狀越明顯，甚至有影像資料表明，到達某個極限，巨石陣的磁場或者其他場能量甚至能讓人當場腦死亡。
但是一摸到那枚勳章，我便又興奮起來，即使自己因為這次行動失去性命，也能給父母換來下半生的衣食無憂，還能被當作人類英雄紀念。19歲的我，當時便一直想像著踏入那片禁區，用父親的相機記錄第一顆核彈放置於白色工廠內的場景，隨後給全球人類發送出最後的圖像，核彈爆炸的瞬間，這也許就是我熱淚盈眶的理由了，我為自己而哭。
D區一萬多人，從事核工業有關的就有9900多人，其他數百人大多家族式各司其職，全區隻有10個攝影師，我爸當年就是其中之一，自從我父親40歲那年因核輻射導致的癱瘓後，我便拾起父親的相機，繼續他的事業，我知道他的夢想是記錄人類反攻的第一顆核彈爆炸。盡管我很難離開我父母，但是在那段時間就是這樣，人不得不做一些事，隻要你做了一些事，你就是偉大的，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
我和我父母了這些事，其實不也知道，敢死隊名單很快便傳遍了全球一千萬人。很快在D區指揮部的安排下，所有800人都集合完畢，整裝待發。
“兒子你得回來，你爸躺在床上不能話，我的身體也撐不了多久，我和你爸都希望可以看見你回來。”這是母親在我臨走前對我的最後一句話。
我知道路途驚險，但是不得不去。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聯防軍總部，也派出了十人組，乘坐末世最快最安全的喜馬拉雅號空飛機來到我們D區指揮部，其中也包括著名的費齊爾將軍，他會是整個氫彈計劃的最終決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