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誕節前夕，我凍得像個猴子一樣，回了北京。對於這裏，我又愛又恨。曾經喝不下的豆汁吃不下的炒肝兒每天在我的腦海裏循環播放了一百次，甚至於我每個月還在掐指一算：為什麼生理期還不到，還有八個生理期，我就可以回北京了。竇子安總是在嘲笑我：“別人都是數羊數睡著的，你是數著大董烤鴨和芳草地購物中心的玻璃窗睡著的。”竇子安是個地地道道的澳洲ABC，陽光爽朗，俊俏無比，還有八塊腹肌。當年他在黃金海岸撿到我的時候還隻能磕磕巴巴的念著我的名字，總是把唯辭念成為止；到了現在，他的北京麻將搓得比我還好，舌頭卷得比我還順溜，打起招呼的時候總是那句：“您吃了嗎？”本來的澳洲口音退化得幹幹淨淨，所以他大大方方的賴上了我：“都怪米唯辭，把我教成了一個北京人。”我不是一個北京人，但我對首都的熱愛，不亞於任何人。這個莫名狂熱症的背後隻有一個謎底，那個謎底隻有兩個字。霍希。他就是我一場久治不愈大病的病因，其根難斷。澳洲還是夏季，我穿著背心短褲踩著霍希最為不屑的拖鞋踏上了歸國的飛機。曆經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時間，我掀開眼罩看到竇子安穿著短袖：“竇先生，北京的溫度不在零上。”當我再次見到霍希的時候，我穿著長袖長褲，披著羊絨大衣，還有一雙紅色的皮鞋。頭發高高的紮起，整個人好像從春天走來。從認識他的時候我就是這幅德行，穿得不美寧願去死。但是像霍希這種務實男從來不能理解我偏激的思維。美和死到底有什麼關係，難道不是活著最重要嗎？我和他相識於2006年的秋天。那個時候的北京不是常常彌天大霧，也沒有什麼單雙號限行。我和父母來到北京，也不是來北漂吃苦的；我爸的公司越做越大，他秉承著男人要把眼光放長遠的思想，幹脆將整個家庭遷到了北京。他從沒問過我樂不樂意，也不知道我讀書辛不辛苦。甚至在搬家的時候他居然問出了一句最匪夷所思的話：“你到底在上幾年級啊？”看著我爸的眼睛我知道了，這事兒真不是段子，那是發自肺腑的問句。不過他還是愛我的，我爸花重金把我塞到了不錯的高中，這種寄予厚望表現膚淺的愛，是我那粗糙得不知如何表達親情的父親一種獨有的關懷方式。雖然我接受了，不過我每天去上學的時候還是板著一張臭臉。後來班上的人偷偷給我取了個外號，叫五百萬——一張臉苦哈哈的好像人家欠了我五百萬似的。還有人聽說我是山西的，總是在我進教室的時候衝著我大喊：“煤炭價格大幅上漲是不是你的錯啊。”他們都說我是挖煤的，笑我說是鄉下來的孩子。衣服都是仿品盜版，還要佯裝自己是大小姐。當時我還傻兮兮的以為會有天使替誰救我，結果事實永遠是殘酷的。我背負著“五百萬”和“挖煤的”這樣的外號度過了我整個高中一年級。高二的時候我出息了，我寒假去了一趟澳大利亞曬出了小麥膚色，班上的男生嘲笑我：“怎麼，趁著寒假回家挖煤賺學費去啦？”我撿起了身邊的椅子就往他身上砸去，用盡了全身的力氣。隻見那個比我高大半個腦袋的男生咕嘟一下昏死在地，班上陷入了一片死寂。我拎著書包就翹課走掉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翹課，因為心氣難平。我一直以為與人為善該讓就讓是為人處世的最好方法，所以一直忍著。現在我終於明白，做人做事都要劃清底線，別人不許隨意踐踏。他一腳踩了進來，我必須要擺出姿態，一棍子將人打出去。別人翹課都是去網吧打遊戲，我翹課的時候摸進了一家茶館。就在那裏我遇見了霍希，他在台上說評書，我在台下嗑幹果。至今我還記得他說的是三俠五義裏的《五鼠鬧東京》。他一身灰袍白扇聲音激昂，說到那白玉堂的時候目光陡然一亮。我被眼前的美男吸引，開心果嚼也沒嚼便噎到到了喉頭，差點沒背過氣去。他眉峰如劍，眼睛纖長，鼻梁高挺得想讓人伸手摸上一摸。大概是我咳嗽得太過大聲，他衝我投來了厭惡的一瞥。
第一次遇到霍希（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