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是分不開的。
清朝不是很給閩浙富民麵子，是否證明大清能夠更好地打擊豪強，保護平民利益。
並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並，能排在曆朝曆代第一。
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百分之三十幾。
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
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製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願給廣東士紳麵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這與打擊豪強什麼的沒有半點關係。
由於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
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於清廷的仇恨。
所以後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並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呢。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於廣東。
於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
但是因此，廣東士紳在明末清初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新產生的士紳階層，許多都是尚氏集團的殘餘，是由尚可喜集團及清廷扶持起來的。
這無疑也是廣州十三行能夠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製商民出海，是損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廣東十三行的存在，證明在清代，官商勾結的巨商已經不滿足於和中等商民爭利。
他們更是將手伸向了陸上與外國商船的貿易，通過尋求代理官營形成壟斷，使得無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計，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個情況在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更加明顯。
廣州貿易的繁榮，是以犧牲沿海各港口的貿易作為代價取得的。
中國各地的產品不能就近運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須遠途跋涉運來廣州，增加了商品的運輸費用。
從全局看，顯然有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牽、張保仔等人為窮凶極惡的海盜，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為什麼清代海盜中出身底層者多，因為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底層商民無力從各地轉運貨物到廣州港與外國人貿易，無以為生，不得不出海為盜。
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隻是把歐美來華商船限製在粵海關，其他東南亞國家商船限製在其他三海關，三海關從來沒裁撤過，似乎認為有東南亞等地商船在三海關貿易，底層商民的生計不會受到影響。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進入了殖民時代，南洋貿易份額也逐步被歐洲殖民者控製，自然與歐美國家的海貿就成為了海貿的大頭，四口通商變為一口通商，對於底層商民的生計沒有影響，絕對是不可能的。
在底層商民的保護方麵，明代比清代好得多。
“朕不愛看奏本，愛聽人說，怎麼？既然是首輔與魏愛卿，黃愛卿共同具名上奏的奏本，你們三人就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的嗎？”朱由校問道。
顧秉謙知道躲不過去了，皺了皺眉頭，硬著頭皮道：“那還是由微臣給陛下讀一遍吧？我這奏本寫的挺簡單的，一聽就明白。”
“好。”朱由校手一揮，“那就由首輔讀一遍吧。”
韋寶暗暗點頭，顧秉謙既然承認是他寫的，就等於將這件事完全攬過去了。
魏忠賢則暗暗皺眉頭，魏忠賢還不知道韋寶去找過顧秉謙、黃立極、魏廣微等人的事情，沒有想到這三個人會和韋寶站在一起。
其實這當中，幾方麵的勢力情況是很微妙的。
顧秉謙、魏廣微和黃立極都認為韋寶與魏忠賢是一起的，所以讚同韋寶的策略，應該不會得罪魏忠賢。
而顧秉謙、魏廣微和黃立極同時又認為他們與魏忠賢也是一起的，他們都是鐵杆的魏公公的人啊，既然韋寶也是自己人，自己人讚成自己人，就更加沒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