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請起來。好，好。”韋寶見著宋應星兩個兒子很高興，“我尊宋先生為師，我們便是同輩相交，你們叫什麼名字？”
“快說啊，總裁問你們的名字。”宋應星趕緊用江西話對兩個兒子道。
他兩個兒子從江西出來的時間不長，南方一座山就是一片方言，五花八門，不像北方話大都大同小異，北方語言更加容易統一。
“稟告總裁，我叫宋士慧。”
“稟告總裁，我叫宋士意。”
宋應星的兩個回稟道。
韋寶高興的點點頭：“很好，你們倆以後就在我身邊充任隨扈吧。”
宋應星聞言大喜，韋總裁身邊不是總裁秘書處的美女秘書，就是總裁衛隊和天地會統計署的人，雖然總裁秘書處下麵還有少量的負責外務的管事，和一些服侍總裁的廚子，車夫這一類人，但男人很少。
兩個兒子若是能夠留在總裁身邊，對於將來在天地會中任職是大有裨益的。
“還不快謝過總裁嗎、”宋應星見兩個兒子沒反應，趕緊著急道。
宋士慧和宋士意才趕緊作揖深鞠躬，“謝過總裁。”
宋應星不好意思的笑道：“他們剛剛從老家出來，我前麵多年忙於科考，一直在外到處跑，疏於對他們教誨。總裁不要見怪。”
韋寶道：“沒事，都有個過程，在我們這裏見的多了，以後自然會不一樣的。”
韋寶不光是給宋應星這個麵子，他覺得宋應星兩個兒子挺有眼緣的，加上年紀不大，也想要兩個這樣的人跟著自己。
吃過飯，韋寶與宋應星聊天。
談起金融，宋應星道：“其實在我看來，天地會中央銀行已經遠遠強於外麵的各家商號，就算曆史最悠久，最成體係，規製最完善的晉商錢莊也無法與我們相比的。隻是總裁不拿足夠的本金出來，光想以未曾穩固的權力獲取巨額財富，這難度才會比較大。”
韋寶笑道：“不見得，咱們雖然比他們先進，可晉商錢莊有這麼久的曆史，且基本的兌換，存儲，房貸業務都很成熟，咱們想在他們手下殺出一片血路，也不容易。至於投入咱們的銀子，我是不合考慮的了，宋先生不必再勸。天地會中央銀行還是老規矩，除去總行，其他各地分行，每個省的存銀無須超過一百萬兩。”
宋應星見韋寶這麼堅持，不敢再勸，但還是深深憂慮。
這回他們從韋家莊過來，雖然沒有帶來金銀，卻帶來了等價於一千萬兩的天地會紙幣。
明代初期是推行紙幣製度，禁止使用金銀的，然而前進到五十多年後，英宗即位，大明寶鈔已退出流通領域。
於是，放鬆用銀的禁令，公開使用白銀，使白銀的流通範圍越來越廣泛，而取得了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種基本的貨幣職能，成為正式的貨幣。
這一變化的原因應從紙幣、銅錢、白銀三者在流通中的變化和發展去尋找，即從實際出發去探索其規律性，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首先從大明寶鈔流通情況進行考察。
大明寶鈔製度是不兌換的紙幣製度，由於軍需支付繁重，鑄錢數目又不多，隻有靠發行紙幣來應付。
在洪武十三年便已有通貨膨脹的現象，隨後發生了新、舊鈔差價倒鈔問題，並愈來愈嚴重，使紙幣的購買力大大貶值，寶鈔製度開始敗壞。
永樂二年左都禦史陳瑛因紙幣愈益奎滯提議實行戶口食鹽法，即食鹽稅，規定大口令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鈔五百文，藉以收回流通中過多的紙幣。
仁宗即位時，尚書夏原吉又提出增添“門肆、門攤諸稅”，具體措施收回在流通中充斥的紙幣，以提高其購買力。
並建議“官鈔宜少出”，但實際上行不通。
明宣德年間大明寶鈔繼續貶值。
劉定之針對這一情況，主張收縮通貨。
到了明英宗正統元年解除用銀的禁令，大明寶鈔實際上已不行使。
成化二十三年邱海以“物與幣兩相當值”為論據，抨擊實行不兌換紙幣製度與通貨膨脹政策所帶來的諸多弊端，主張實行以銀為主，錢鈔並行的貨幣製度。
從此白銀已獲得合法貨幣的資格，並在貨幣流妙兼用。
七成用鈔，三成用錢。
在大明寶鈔不斷貶值的情況卞，人民自然樂於使角銅錢，以求盡量減少損失。
在禁用銅錢行不通的情況下，公開讓銅錢與鈔票在市麵上流通。
可是明初鑄錢很少，洪武、永樂、宣法年間雖曾鑄錢，但數量不多，加上私鑄猖撅，劣錢泛濫，造成錢分等級，因而銅錢在流通中已不可能成為明代的主要貨幣。
再從白銀流通的情況看，開始是嚴禁使用白銀，但禁而不止，在紙幣不斷貶值的情況下，它的流通範圍卻愈來愈廣，終於成為明代中後期的基本貨幣製度。
所以造成這一局麵，概括起來一是紙幣的不斷貶值和銅錢減少私鑄猖撅，促進了白銀的廣泛使用。
二是白銀更適合充當貨幣的材料。
因為白銀與銅錢比較具有優點，同質性、易於分割、不腐爛、體積小而價值大、便於攜帶，並能執行貨幣的更多職能。
三是白銀的生產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滿足流通中的需要。
這一條也很重要，雖然過去就有白銀，但數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貨幣。
在明萬曆年間，大開銀礦，所以銀錢的鑄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銀錢要多。
加上當日士世界各國都掀起開金銀礦的狂潮，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四是開展國際貿易的需要。
明初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許寸板下海。
明中葉以後，放鬆了海禁，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開始發展起來並逐步增加。
通過貿易把中國的貨物輸往國外，與此同時美洲銀元、荷蘭銀元也通過菲律賓的華僑流入中國。
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白銀確實帶來許多方便，既可以充當購買手段、支付手段，而且還可以充當貯藏手段。
就是說，黃金白銀可以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這是紙幣銅錢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銀成為明中葉後的基本貨幣製度是曆史的必然，也是中國貨幣史上的大進步。
盡管明代紙幣流通了五、六十年後就退出流通領域，紙幣製度敗壞了，但不少有識之士對紙幣本身的作用仍給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葉子奇認為，元朝紙幣的流通，“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敗‘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
就是說，元代開始實行的是權錢的兌現紙幣，後來的失敗就在於發行數量過多，不能維持兌現。
他說，“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
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張實行有錢貨為之本的兌現紙幣的流通製度，並且不會有什麼害處。
他把紙幣的兌現和憑鹽引領鹽、茶行領茶的兌現等同起來，說明他沒有注意它們的區別，因而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
因為鹽引、茶引的發行數必須同國家掌握的實有鹽茶數相等或多餘一部分，鹽茶引才能兌現。
若國家掌握的鹽茶實有數少於鹽茶引標明的數量，就會有一部茶鹽引不能兌現。
而紙幣的發行數卻可以多於現金準備數的幾倍，同時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不僅持幣人能買到貨物，而且幣值也能保持穩定。
其所以如此，就在於紙幣是貨幣的符號，能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鹽引、茶引卻不具有這一職能，它們隻起著彙票性質的作用。
但葉子奇提出用兌現紙幣來調節物價的辦法，卻是比較深刻的。他說:“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製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人之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人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
借便聽人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浸淫，而有濫筋之患矣，此其理也”。
就是說，當貨輕即物價低時，要投放貨幣，當貨重即物價高時，要回籠貨幣，使流通中的紙幣保持一個客觀的適當數量，池中之水能動蕩流通，如人血脈能常活一樣。
否則就會泛濫成災。
葉子奇的上述比喻十分生動形象地說明紙幣在流通中必須保持正常的數量，才利於紙幣的順利流通和幣值穩定。
曾任明英宗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的劉定之，在大明寶鈔不斷貶值時，仍對紙幣持肯定態度。
他認為“珠玉金寶可以為用矣，而不能多得，穀粟布帛可以為用矣，而不能致遠。腰萬貫之緝，手方寸之褚，寒可以衣，饑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玉而自足，蓋亦古人撫世便民之良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