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有人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這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係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係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軍屯體係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係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獲。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嘩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若軍屯體係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當然，韋寶對朱由校分析的時候，肯定不會說崇禎朝的事情，隻是說假設建奴現在揮師入關會怎麼樣。
兩線作戰的困境，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麵，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持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係。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複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鬆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
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鑒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小寶，你說的太好了，國庫沒有銀子，內憂外患。與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處處為難，這爛攤子，朕隻要一日多想，那日就頭疼腦漲，什麼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寶，知道朕為什麼這麼器重你嗎？因為你是頭一個主動向內帑交銀子的官員，隻有你小寶的心裏有大明，有朕啊！”
韋寶一汗，敢情，皇帝是因為自己這段時間往內帑連連交銀子而欣賞自己的啊？
看樣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銀子，皇帝更需要銀子。
“陛下，微臣隻能根據淺薄的見識，做一點淺薄的分析，實在是沒有什麼好主意。”韋寶很謙虛的道。一來，他是真的沒有啥好辦法能讓大明快速起死回生。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當了皇帝，可能還好一點，自己暗中培養一支貼心人馬，至少近衛護衛力量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可以大刀闊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隻是一個五品小吏，搞個毛改革，才提出一個文字獄的建議，已經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韋寶更知道，現在魏忠賢已經對自己起了殺心，再要是惹魏忠賢，搞不好等下皇宮都出不了了。
“小寶，你不要有顧慮，朕很信任你，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朕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說是你對朕說的！你不相信朕嗎？這裏並沒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著韋寶，“軍屯荒廢已久，一天兩天怕是不能恢複了。而且各地駐軍向朝廷伸手伸慣了，如何還肯自己種田？大明兩麵禦敵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建奴起來，肯定要抵禦，農民起來鬧事，也必須打壓，都是沒辦法的。”
韋寶看著皇帝炙熱的目光，心中卻毫無波瀾。
從頭至尾，韋寶不過是一個偽明粉，韋寶關心的是華夏的未來。
一，韋寶知道，改變曆史有多難，他自己現在就處於曆史中，改變曆史，是不是會讓他憑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貿然亂試驗。
韋寶所指的改變曆史，是重大曆史事件，比如大明滅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滅了大明這樣。
這都是直接改變了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韋寶也不關心誰滅誰，韋寶更關心的是底層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層老百姓過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實在是沒有什麼想法，至少現在沒有，要是微臣以後想出來了，一定與陛下商量。”韋寶隻能推脫道。
朱由校聞言，很是失落，歎口氣，然後點頭道：“那好吧，小寶，你剛才不是說大明還有許多問題嗎？你接著說吧。”
韋寶嗯了一聲，以他自己的見解繼續分析。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是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征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製。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製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征稅，這一方麵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也間接的動了“國本”，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征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征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