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和毛文龍聞言，不約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覺得韋寶厲害，但也隻是正常人的水平，現在他們是真的牆都不服，就扶韋寶了。
韋寶居然可以一個人分別扮成兩個人，自言自語？反正正話反話都讓韋寶說盡了。
“那韋公子，我們朝廷的財政狀況，現在到底怎麼樣？到底是全麵出擊，各地堅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適，還是王在晉全麵退守，據守山海關以逸待勞的方略合適呢？”袁崇煥問道。
“我覺得，關鍵不是哪種合適不合適，而是根本無從選擇！”韋寶答道：“不怕說句犯忌諱的話，現在的大明朝哪還有遼東啊，廣寧丟失後，錦州以北早在後金的控製中了，明軍能勉強控製的地區隻有狹窄的遼西走廊了，而遼西走廊在軍事上是死地，無論對明還是對金，都不適合長期駐軍，所以後金對遼西的軍事作戰每次都是拔點搶東西而不是占領。不收縮等著被後金隔段時間就來收割唄。現在其實已經退無可退！大明即便缺銀子，缺的也絕不是這麼一點點銀子，關外的問題，看著好像是在關外，其實都在關內！朝廷稍稍經濟狀況好轉一點點，建奴立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來！”
毛文龍聽後大喜：“總算是有個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為韋寶讚同：“真喜歡聽韋公子說話，隻有韋公子一個人的話能說到老夫心坎裏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樣！”
韋寶嗬嗬一笑，這是很簡單的認識吧？沒有想到毛文龍這麼激動。
其實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隻有一本書認為王在晉在山海關重城的策略不是錯誤的，那就是王在晉自己寫的《三朝遼事實錄》。
而且，王在晉自己也不明確當時誰對誰錯，而是事後諸葛亮式的抬杠，借孫承宗的奏疏讓人誤以為孫承宗對他無法接話。完全是文字遊戲。
縱觀全書，給人感覺，那應該是孫承宗錯了吧。
網絡黑袁崇煥之風盛行之後，袁黑們意猶未盡，就把這事情拎出來。
因為袁崇煥和孫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煥一開始就激烈反對過王在晉！
這問題本來就是因袁崇煥而起，他與孫承宗觀點相同，並最後成為棄建八裏鋪重關，改守寧遠的倡導者、支持者及主要實施者。
隻要有人說袁崇煥對的，網絡上就有人站出反對，杜撰臆測，寫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這些書。
生生創造出孫承宗、袁崇煥出錯的觀點，並使之成為流行。
其史料出處，就是這一本《三朝遼事實錄》。
在明代，“下之達上，曰題，曰奏，曰表，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製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職官製一》從來就沒有“奏折”、“折子”這一類的說法，那是清朝的習慣，書名就純粹是清宮戲看多了的產物。
這類書的讀者，有些人心中的辮子剪不斷，卻常常罵別人是滿遺，是韃子。
究其實，《三朝遼事實錄》也不是一本書，是言論橫行之時發酵的一本自我標榜的東西。
明末清初那個時候，言論毫無限製，什麼刊物隻要你肯出錢，都可以付梓麵市。
書中以萬、泰、天三朝的遼事為基礎，大談自己如何如何懷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確，孫承宗怎麼怎麼有貪汙的嫌疑，孫、袁主張的遼人守遼土，最後怎麼樣，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個人之偏見，外加玩弄文字把戲。
關於在山海關修建八裏鋪重城與孫承宗的爭論，這個事情是王在晉生平最出醜的事件之一，當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遊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晉真的有道理，怎麼最後是他被趕去南京兵部。而孫承宗代首輔葉向高出鎮行邊，督師遼東？
此事前有朝會，後有奏疏詳細說明，是整個一係列的國家決策。
當時的時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難道以葉向高為首的大臣們，是好蒙騙的小孩子嗎？明擺著，王在晉就是錯的。
孫公死難，在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陽，公以故相家居，闔門死義，子孫及兄弟之子若孫，力戰罵賊，不屈而從死者至十八人。當時豈不震動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晉為此書，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間。申用懋一序，紀戊寅秋日，在晉自序，紀戊寅冬季；其子會苾一跋，紀己卯上巳；蓋刊行在高陽慘聞播之後。以人情論，對高陽縱有私憾，亦何忍遽謗書於元老甫經遭難之日？幸而在晉小人，隻知恩怨，不知義理。一麵造謗，一麵又直供蓄怨之來由，惡直醜正，肺肝如見。——孟森《〈三朝遼事實錄〉評》
大史家謝國楨搜盡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錄索引，著成《晚明史籍考》一書。包融了很多甚至記載有明顯錯誤的史籍，隻要有一點史料價值，都名列其中，卻偏偏沒有這本《三朝遼事實錄》。無非就是認為，此書所言所寫，其實太過扯淡，毫無價值可言。
孟森對此書的評價更是刺骨，孫承宗在世的時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種毀謗，王在晉簡直無恥。
後世的網絡上，有些人為了彰顯自己的觀點正確，不惜深挖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另加以腦補臆測，杜撰各種情節。把這本書奉為史料經典，拿這種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這逼格也裝得也是夠高。
謝國楨先生在《清開國史料》有收錄《三朝遼事實錄》，並有專門的評語。（王在晉）明初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專主款蒙古，守關門而棄關外。欲於關外八裏築重城，堅守禦，其計頗左。唯是書上起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啟丁卯十二月，敘事溯源詳流。首總略，次編年及奏議，十餘年之事，記載綦詳，裒然巨帙，為治遼事者所必參考之書也。
以此看來，說謝老認為此書毫無史料價值，顯然是錯誤的。但是謝老認為的史料價值，應該這樣說，在明清易代之際，可能是中國曆史上對史實記載最不較真的時期。什麼人都可以寫史，什麼人都覺得自己親眼所見就是真的，寫的觀點是對的。
以至於很多史料互相傳抄，好幾本書對一件事情同樣的記載，猶不可信。
所以，對於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謝老所說的價值，是因為從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薩爾滸），到天啟七年十二月這個期間，整個的遼事都有記載。
因為在明末的史料中，經常是一件事情隻是幾句話就帶過去，很難得象這樣有順序的敘述下來，其價值就在於“十餘年之事，記載甚詳”。但是，不等於有記載，就一定是對的。
以王在晉的風格，常常在事實上，玩很多文字遊戲，以誇大自己的功勞，貶低對手（主要是孫承宗）。
舉一個例子，修八裏鋪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晉題：『臣因嚴關牆低土薄，舊邊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八九尺，今填闊至二丈二三尺。牆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並加，雖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鏨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簽，溝外間一擺空營，眾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於八裏鋪築新邊，已完土牆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三朝遼事實錄》。
按照王在晉的說法：一丈三米，一裏495米，一裏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幾裏未修，舊城一共才二十裏，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牆二百餘丈，三十七裏新城，不過完成一裏多。
而且，以上還都是土牆，修城肯定不是隻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磚。請了九十三萬兩銀子，蹦噠半天就這點工程出來。而且，這還是王在晉自己說的完成量，恐怕還得擠點水分出來才對。
但是，他就敢說城牆“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則“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象這樣不盡不實的語句，在《三朝遼事實錄》中出現的次數非常多，幾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薩爾滸兵敗以後，關外岌岌可危，朝廷將熊廷弼提拔為遼東經略。
走馬上任之時，也是關外撫順、清河、鐵嶺等重鎮淪陷之際。可是他幹不久，又被罷官了，接任的是袁應泰。袁應泰覺得遼東兵力還很多，完全可以跟努爾哈赤大幹一場。所以深溝高壑，豎壁清野，結果幹下來，繼續丟了遼陽，丟了沈陽。
看來看去，明廷覺得，還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遼東經略，同時派了一個遼東巡撫王化貞。
熊廷弼認為跟努爾哈赤不能馬上開戰，應該守而後戰，站穩腳根再開戰。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鮮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發動，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貞呢？他的座師是首輔葉向高，跟前麵的袁應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員一樣，迷之自信，聲稱對後金完全可以“一舉蕩平”之。
巡撫這個職務，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就是逐步演變成軍、政、民務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經略也不過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遼東的經撫權力嚴重重合。
王化貞在廣寧前線，關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裏，他不認可什麼三方布置，不聽你的。熊廷弼對此毫無辦法，隻能任由王化貞去蕩平，最後蕩平的結果，當然是王化貞敗的很難看，整個廣寧重鎮都丟了，率殘兵逃回。熊廷弼率親屬五千兵接應，退回山海關。
接下來的問題是遼東經略的人選，本來是解經邦，解經邦不敢去，被罷官削籍。
接著輪到了王在晉，王在晉也不敢去，苦苦推辭，那罷官和經略你選一個，沒辦法，最後隻能硬著頭皮上。
這時候王在晉跟滿朝大臣又一個180度大轉彎，變成迷之不自信，認為關外必不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