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問過很多到過宜都的外地人，對宜都的印象怎樣？一般都稱讚宜都的城市園林綠化搞得好，城市幹淨整潔，而且城建很有規劃。如果繼續問還有什麼？基本上都會答“治安很好，晚上在街上走很安全，做生意的也從來沒遇到敲詐勒索的，沒看見過什麼混混兒，感覺比武漢上海這些大城市治安都要好。”聽完後我很是感慨，宜都的治安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好的，也經曆過動蕩和波折，但宜都把握了機遇，掌握了命運，有了良好的治安環境才有了後來順利的招商引資，試想在一個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證的城市，誰會來投資？誰敢投資？今天我就來談談我眼中這些年宜都的治安變遷——是如何從一個混混成群、盲流成堆的山區貧困縣變成一個人民安居樂業，工農業產值穩居全國百強縣市榜的過程。
印象中宜都在八十年代麵臨著和當時全國大多數城市一樣的問題：人民公社解體，農民不甘於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紛紛進城務工；知識青年大量回城，等待政府分配工作；教育資源落後，畢業的中學生考不上中專和大學的很多，想進國營企業沒有門路，而且國企也沒有那麼多崗位可以安置。那時剛改革開放，私有經濟還處在萌芽中，還沒迸發出改天換地的力量，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就在社會上遊手好閑、惹事生非。加上公檢法等強力部門經過文革的破壞後還處在恢複中，暫時無法做到麵麵俱到、及時出警，所以那個時候的宜都很亂，整個社會充斥著大量的盲流，聚眾打架的、暴力勒索的、欺瞞詐騙的比比皆是。
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曾親眼在老煤建門口見過一群混混無故毆打一個年青人，人們圍觀著敢怒不敢言，而附近一個下了班的警察根本不敢管，晃了晃當沒看見的走了，那個時候也沒有“110”可以報警，最後直到那年青人下脆了那幫人才算罷休。我有幾個親戚20郎當歲輟學了沒事幹，就在幾條跑長途的公交車上玩鉛筆詐騙，不知害了多少人。還有一個朋友也講過當年的荒唐事——他們一夥人初中輟學後，沒有正當職業可以做，就專門在長途車站旁邊打劫外地人，看到人少又挎著包的，就找由頭騙他可以住宿，等到了旁邊的巷子裏就凶像畢***著把包交出來，如果敢不給的話就一磚頭拍下去，拍的是頭破血流，然後搶包就跑，等分贓完後就再去守下一個，可憐那些外鄉人，包被搶了，卻連申冤的地方都沒有——那個年月警察力量太薄弱，有太多的地方需要管理，人手不夠、裝備太差，也是沒辦法的事。
眼看著社會越來越亂，已經嚴重幹擾了改革開放的進行、極大的擾亂了社會秩序，83年的時候中央開始了嚴打，從重從嚴從快處理一批犯罪分子，一下子就打下了這股囂張氣焰。記得當年宜都也進行了嚴打，而且是在劇場開的公審大會，因為劇場就在我們大院兒，所以當時我看熱鬧就跟著進去了。
劇場裏人山人海，連過道上都站著人，舞台上已經一字排開十多個雙手被麻繩反綁的犯人，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低著頭垂頭喪氣的樣子。每個犯人後麵站著兩位全副武裝穿白色警服的警察，一左一右把犯人緊緊抓著，公訴人在宣講他們的罪狀。當時我七歲，還是懵懂的年紀，隻記得有犯流氓罪的、有犯盜竊罪的，有犯殺人罪的。宣讀一個罪行後，公訴人就怒吼一聲“宣判***死刑，押下去。”兩個警察就拖著那個被宣判的犯人上門外的囚車——為什麼要拖，因為犯人骨頭都已經嚇軟了根本就走不動路，然後台下爆發出一片歡呼喝彩聲。有人在一邊對人輕輕說著“這麼年輕可惜了，沒想到搶一個皮包都要殺頭啊。”
“看來政府是動真格的了，咱們以後做事要小心，違法的事可不能幹。”旁邊的小年輕看來是被深深的震憾了。
當時槍斃了多少我不清楚，但連帶著判了不少犯罪的我倒知道一些。父親曾跟我講過他的一個同事，就因為家裏藏有幾盒小口徑步槍彈沒有上交，被人揭發後，判了個勞教一年。其實這個事兒也挺冤的，他以前在農村時是基幹民兵，政府本來就每人發的有步槍，後來時城後槍上交，但子彈留了幾盒在家裏。本來那個年代全民備戰，持槍是名正言順的，他也沒當回事兒，還跟同事提及過，沒想到嚴打一來，同事為了自己過關，就檢舉揭發他私藏槍支彈藥。警察當場在他家裏搜出來子彈，任他怎麼解釋也沒人聽，可惜了，好好一個有才華的年青人，硬是在磚窯裏改造了一年。後來我和父親回鄉下，父親還把那勞改地方指給我看。
當年父親工資少的可憐，攢了幾個月的工資買的一輛二手的二八永久自行車也因為沒有牌照，懷疑是小偷偷來轉賣的，被警察沒收，父親為此還心疼了好一陣子。
經過這次嚴打震懾後，感覺宜都的秩序好多了，至少我那幾個玩鉛筆的親戚都改邪歸正，進廠的進廠，學手藝的學手藝，再也不敢去詐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