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隻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欲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汙，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
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注：蓧，或字不詳，亦有直稱“荷丈人”）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誌，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誌，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誌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麵。
參與政治活動，意誌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衝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