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隊有些刑事犯所謂的“亡命徒”，實際上是假的，借此唬別的犯人，欺侮別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時候，他就縮回去了。而我的這次行凶證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時放出話：“我上無老、下無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沒打算活出去，我不會找別人的麻煩，誰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煩，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從這件事以後，沒有哪個犯人敢隨便找我的麻煩。 這年秋天收割水稻時，犯人普遍偷生稻穀吃。稻穀上有芒和和皮怎麼吃？犯人有辦法。從稻穗上擼下稻粒來，在手裏搓搓，吹去芒,帶皮吃，隻要在嘴裏細細的嚼，把稻殼嚼的像麵粉一樣細，咽下去就不會得闌尾炎。我也像其他犯人一樣吃。犯人不但在地裏幹活時偷吃生稻穀，在脫穀時不少犯人用一個象煙荷包大的小口袋裝好了塞在褲檔裏往回帶，有的就把褲腳紮起來，塞在褲腳裏往回帶，半夜裏藏在被窩裏吃。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減刑的犯人彙報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隊時，讓犯人解開棉襖、褲腰帶檢查。這你還能藏得住嗎？都檢查出來了。被檢查出來的犯人除了挨訓挨罵外，還扣你的夥食。有一位姓鞠的帶工隊長，他是山東人，部隊轉業的，屬於“苦大仇深”的貧雇農出身，“階級覺悟”特別高，一提到“現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齒，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他似乎有一種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對“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厲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權的話，非把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帶生稻穀被他檢查出來了，他不但當眾罵我：“你是什麼大學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全都是些黑心狼！”這還不算，把我捆起來示眾，回監舍不僅不讓我吃飯，還讓我在院子裏凍了半宿。我心裏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這條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裏。本來自從我父親去世後我就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現在又遇到這樣一個惡魔，我也不能白白讓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過是一死。
於是我便偷偷預備好了一根鎬把，藏在了監舍的風鬥裏，準備對他下手。因為每天晚上犯人吃過晚飯還要盤腿坐在炕上“學習”。所謂“學習”，大多數時間是開生活檢討會，讓犯人像狗一樣互相亂咬，有時也找人唸唸報紙，而他每天晚上都來查看。我想等他走時我就跟出去，從風鬥裏摸起鎬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後我就撲電網。那時監舍院子周圍除了有圍牆，上麵有解放軍站崗外，圍牆裏側還有一道十米左右寬的水溝，水溝裏側還有一道電網（六三年以後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個管教幹部打死了，他們絕不會簡單的給我一個槍子吃就算了，他們肯定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最後才槍斃我，這種事兒是一個福建人告訴我的，那小子過去當過海匪，因為多次請假回家探親得不到允許，結果他把一名幹部殺了，臨槍斃以前，不知把他整死過多少回，眼睛、耳朵、舌頭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沒了，最後是被綁在汽車上開宣判大會後拉出去槍斃的，實際上槍斃前他已經被折磨死了，不過是通過開宣判大會來“教育”其他就業人員罷了）。可是說來也奇怪，我一連等了他三個晚上，姓鞠的沒來，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隊時來了一位新隊長，他說鞠隊長調到五分場去了。我心裏忽然一驚，心想我已經是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了，第一次差點掉進烏拉草甸子裏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誌祥，差點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沒命了，這一次又這樣過去了，看來我命不該絕，還能活出去。從此以後我就老實了，雖然我仍不認罪，可盡量避免與幹部正麵頂撞。這一想法我從來沒有敢向任何人暴露過，如果當時讓管教幹部知道了我有這個思想，非槍斃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