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真正的逸士，他在擺脫了爵祿的羈縻和王命國事之累，實現了人格獨立，重新獲得身心自由以後，“不聞世上風波險，但見壺中日月長”，完全以一種藝術化、審美化的取向來填補人生維度上的虛空，寄情詩書，放懷山水，在參與創造隱逸文化的進程中，實現了生命價值的轉換。尼采有言，詩人在某些方麵必須是麵孔朝後的生靈，藝術正是休息者的活動。在張翰身上，可說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五
隱逸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了園林藝術。一些隱逸之士不滿足於從前豪門望族庭院中有限的花園綠地，把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哲學觀念，引入自成係統的古典園林的營造與鑒賞之中。他們追求一種形跡之外的悠閑、淡雅的情調，或者說，通過一定的景觀形象，建構一種彌漫著耐人尋味的玄想氛圍和精神環境，在有限的空間感受無限豐富的意趣。這種傳情達意的時空綜合藝術與心理活動空間的創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歸隱者擺脫政治操作後的人生實踐的缺憾。
這裏一個典型實例，便是晚清人士任蘭生的退思園。如果說，沈萬三是周莊的熱門話題，那麼，在同裏則是言必稱退思園了。
任氏曾外任武職多年，官場失意後，作為一種心靈寄托，回鄉建造了一處豪華園林，取名“退思”，以示補過，兼有養晦韜光之意。園中薈萃了江南園林的亭台樓閣、廊坊廳堂、舫橋軒榭、花木泉石，各類建築參差錯落，疏密有致，一一緊貼水麵，如淩波而立。設計、施工者以慧心巧手，賦予有限天地以難於想象的包容量，使方圓不足十畝的庭園蘊藏著至為豐厚的文化內涵，被譽為江南園林裏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然而，也正是這座精美的園林及其早已化為埃塵的主人，卻引發出後世無盡的話題。在我見到的涉及退思園的近百篇文學作品和研究論文中，關於園主任蘭生的功過是非的敘述，竟然迥不相同，甚至完全對立。有的說他搜括了無數民脂民膏，回鄉來肆意揮霍，不然的話，建園耗銀十萬兩，從何而來？有的則引述史籍：任氏“去官之日，士民顧念舊恩，遮道攀轅，數萬人無不泣下”；至於貪賄問題，當時就有人舉報，經過京師大員查辦，結論卻是“查無其事”，這是見諸光緒十一年《清實錄》的，也可說是鑿鑿有據。
再比如，退思園的結構是西宅東園，成“一”字形橫向排列，而沒有像同時期多數園林那樣，縱深布局，氣勢軒昂，庭院深深。有的文章解釋為，它體現了“退思補過”的深意，不願過分鋪張，引人側目；有的說，這是一種勇於打破陳規的創新，也是出於充分采光和避免東西日照的考慮；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問題並沒有那麼複雜，隻是迫於實地環境使然，無非因地製宜、順其自然而已—因為私家園主缺乏皇家園林那樣的絕對權威，在土地和房屋所有權已經長期穩定的社會條件下，他隻能按照實地環境來安排設計，沒有條件像一些官家園林那樣講究排場。
六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歧見重重、言人人殊的現象，一言以蔽之，這裏有一個對於曆史如何敘述，亦即取什麼視角來作當代闡釋的問題。
原來，曆史包括客觀過程和對客觀過程的反映、敘述這樣兩個界麵。一切曆史話題也都存在著曆史活動者意向與曆史解釋者意向兩個界麵。前者通稱史實，後者屬於史學、史觀的範疇。由於曆史的敘述是一種追溯性認識，是從事後著手，從發展過程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因而人們不能回避也無法拒絕對於曆史的當代闡釋。這種當代闡釋必然要印上敘述者思考的軌跡，留下記述主體、研究主體剪裁、選擇、判斷的鑿痕。
欲知往事如何，當然最好是在訴諸語言、文字等符號曆史的同時，能夠請出當事人來核實、對證，可是，上帝已經不準許向他們發放出場券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有些曆史話題就是說不清楚，那麼，不說也罷。好在一些特定的曆史單元，有如海天深處的艨艟巨艦，人們所最關注的，原是它的浮沉興廢、進退往還的整體情境，至於艙中某一角落某一個體悲歡離合的細節，對他人與後人來說，終竟不像“當下”置身其間那樣關懷痛切。思來想去，覺得還是放翁老人的詩蠻有意思：“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周莊沈萬三，同裏任蘭生，他們自己都不能管得，我又管它作甚？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