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23從揚州到溫州（一）
我是揚州人（1898）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1月22日，朱自清生於江蘇東海縣，後舉家遷居揚州，自稱“揚州人”，道其家世頗有一段故事。朱家本姓餘，其高祖名餘月笙，在揚州為官時酒醉墜樓而死，月笙夫人也隨之跳樓殉夫，留有一子餘子擎被山陰朱氏收養，從此改姓為朱，並隨山陰朱氏遷往蘇北漣水。
光緒年間，朱子擎娶了灌南縣花園莊喬氏為妻，得陪嫁良田八百畝。朱子擎便從揚州搬到蘇北居住，後得子名為朱則餘，其意為“姓朱其實是姓餘”，他就是朱自清的祖父。朱則餘在江蘇東海縣任承審官（地方法院院長）十二年，積累頗為可觀。因此到1898年朱自清出生時，亦算得上是生在一衣食無憂的小官僚家庭。
有些國語教科書裏選得有我的文章，注解裏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托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裏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隻去過兩回，每回隻住了一天；而我家裏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才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裏。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隻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為父親的揚州話裏夾著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裏。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裏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著。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裏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隻記住在鎮裏一家人家的私塾裏讀過書，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裏一根橫倒的枯樹幹上說著話，依依不舍，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後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著。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於高等小學裏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台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啟發了我學習的興趣；隻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著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後在他家夜塾裏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鍾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後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後來因為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為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後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二老都葬在揚州，我家於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後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裏。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裏。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麼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裏。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餘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著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裏。
我家跟揚州的關係，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牆上，並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為了什麼呢？這一半因為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裏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為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牆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後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並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於是乎往往隻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