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上海1937年：被日本低估的民族1
1937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當麥金利號客輪順著長江緩緩駛向黃浦江到達上海時，和煦的陽光正輕拂過長江口岸。太陽給向西延伸去的田野帶來了鮮明的綠意，跟江裏混黃汙濁的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河岸兩旁停靠著戰艦，甲板和船艙上閃爍著嚴峻無情的陽光，偶爾閃現著一縷在甲板上反彈的光線，似乎在向我們頑皮地眨著眼。
戰艦停航拋了錨，船尾的兩側飄著日本的日之丸旗。驅逐艦在熠熠生輝的巡航艦後的江水上隨著波浪劇烈地上下起伏著，那些龐然大物般的巡航艦上體積巨大的船艙也跟著在無瑕的天空下笨重地搖來晃去。艦船上的甲板已經為軍事行動清了場，火力也瞄準著西岸以示威脅。
麥金利號駛出吳淞口進入黃浦江時，頭頂天空掠過了兩隊輕型轟炸機，機翼下還帶著紅白色的太陽旗標誌。頃刻，飛機變換形成了縱隊，頭機迅速俯衝向了大上海市中心的政府大樓圓頂，五架僚機緊隨其後。
三周前從西雅圖起航時我並未料到會親曆一場戰爭。在東方居住了幾十年的人意識到，中日兩國最終還是逃不過一場惡戰。不論是從國家榮譽或是國家安全任意一個角度來看，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忍受外來入侵者對自己的主權進行反反複複地挑釁。我此行的目的，本是進行正式的針對中文的研究與學習。與此同時，麥金利號客輪在橫濱入了港，淞滬會戰打響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不知道的是，我即將前往的並不是北平專門研究中文語言的學校，而是將作為一名官方的觀察員陪同美國海軍，親眼見證中國為了維護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抗爭。
遊輪在距離吳淞河口一英裏的地方停泊拋錨，雖然船上乘客眾多，但卻隻有一小撮人跟我一同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勤務船。如今的上海並不是個適合遊客停留的地方，甚至對於商人來說，他們在此殞命的幾率也大大高於和平年代。勤務船從遊輪旁駛出後向著八英裏外的海關碼頭全力駛去，我坐在船尾，看著這一幕幕與我在十年前初次抵達中國時有著天壤之別的景象。
我那時與海軍陸戰隊士兵一道前來中國保衛在此地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以防遭受從南方北上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襲擊。現如今軍隊已經在過渡時期鏟除了各省的舊軍閥，一個由國民黨建立的政府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國家的首都也從北平轉移到了揚子江邊的南京。
共產黨黨內的分裂就發生在這一時期，共產主義的核心力量被清除掉，那些組織創建了紅軍和蘇維埃政權以及號召土地改革的元老們倍感壓力，一場長達九年的曠日持久的全麵戰爭在12月之前才剛剛進入了停戰階段。隨後形成了日益堅固的抗日統一戰線。
在十年間,盡管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分歧,卻不可否認現在的中國變得強盛起來,通訊及交通情況得到了改善,法律日漸完善,教育也有了長足的提高。如今的中國由於國家尊嚴和民族自豪感的產生，其領導人堅持他們應該受到西方國家的平等對待。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在中國享受特權的時代迅速落下了帷幕。西方商人已經準備好了調整如何處理與東方國家關係的方法。但是，在與中國隔海相望的地方，居高自傲的日本卻因中國的強盛而越來越焦躁不安。在日本所密謀規劃的東亞新秩序中，一個強盛的中國並不具有一席之地。
1931年的9月，日本試探了西方列強對於通過暴力手段進行強行擴張的反應。日本的軍隊入侵了滿洲裏並且建立起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在列強看似勉強阻撓，實則暗地慫恿的情況下，1933年，日本強行占領了綏遠的熱河。
以上這些對於中國國家主權的侵犯行為激起了她的人民的強烈憤怒，並且加速了潛在的民族主義精神。國家救亡小團體在國家範圍內疾風驟雨般地興起，個人的以及政治上的對立情緒被擱置一旁，整個民族也平靜下來準備迎接一場似乎不可避免的國家力量上的較量。7月7日的那一天，一支駐軍在中國北部的日本特別派遣小隊在盧溝橋挑釁一支中國的守衛部隊，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提出的無理要求的行為惹怒了日本上層領導。力量較量的時候來臨了。
正當我還在腦海中重新回想這一係列的事件時，勤務船已經高速地沿著長江行至上海地區，這一航段沿著黃浦江北岸綿延約五裏。船在外白渡橋掉頭向南，在河岸西麵的碼頭稍作小憩。碼頭的景象有些反常，平日裏常常能見到的麵粉廠成群結隊的苦力、批發商，和沿街叫賣的小販不見了，同樣不見的還有摩托車、有軌電車、四輪馬車、自行車和黃包車，連賓館的塔樓和辦公大樓也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大樓低層的窗戶被壁壘所掩蓋，前門也被用繩子捆紮成矮牆的沙袋壁壘遮擋著。在路的盡頭，彙中酒店的頂層還有一個因空襲而被炸出的黑洞。
吉姆·邁爾斯，一位美聯社的通訊員，在神戶時加入了我的行程，現在我們都在詢問對方應該做什麼。
“我們還是先去找莫裏斯·哈瑞斯吧。”吉姆說，“然後從他那打聽打聽現在局勢怎麼樣。”
這個主意不壞，於是我們去了電報大樓。哈瑞斯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在十年間他一直在上海負責著美聯社部門，對目前的一切情況無所不知。
“你們來的正是時候。”哈瑞斯笑著說，“現在正好是這場戰爭的中期。”
隨後他給我們描述了事態發展的最新情況。“十天前，在殖民地區以西的虹橋機場，一名日本軍官，一位日本海軍登陸部隊的士兵和一位中國的哨兵發生了一場衝突。從那之後，日本在特遣登陸部隊實施了海軍的強迫政策，中國也從南京調兵入滬。戰爭在四天前突然打響了。上周六，中國的飛機誤把炸彈投向了這片公共租界上，炸壞了華僑飯店和彙中酒店，切斷了法租界內的愛德華第七大街的水源。這場空襲造成了將近兩千人的傷亡，其中包括幾名外國人。外國的駐華領事館已經建議疏散婦女兒童和那些並不是非要留在此地不可的商人們。現在，這條戰線已經從蘇州河邊上的租界地邊緣向北經過虹橋向外延伸了兩英裏，繼而向東及東南至楊樹浦地區。”
看起來似乎這是場預料之中的戰爭，因為南京國民政府蓄勢待發的形象早已經表露無遺。
在哈瑞斯的建議下，我們在美國俱樂部安排的房間住下。當把一切都安頓好後，我出門去拜訪了海軍將領哈利，我們的亞洲艦隊的司令。
黃浦江上飄蕩著美國、英國和法國艦隊的旗幟，在河流下遊及小河灣附近，停靠著日本裝甲巡航艦，出雲號主甲板上還插著一麵海軍中將長穀川的旗幟。在這些外國戰艦的上遊至法租界南部，中國已經布置好了一係列的汽艇以及用來組織上遊船隻移動的航海帆船。
我坐了一條小船抵達了停靠在國外艦隊前方的奧古斯塔號軍艦並且被引到總司令所在的船艙。在房間裏我看到了一位外表上看著飽經滄桑的老人，不過他的表情太過平靜和安詳，以致於我無法猜出他竟已近古稀。在將要到來的事務繁多的一周中，我發現了他隱藏在如此外表下清晰的思維，敏銳冷靜的目光下是一顆堅定的內心以及對日本非法入侵的企圖寸步不讓的決心。
“在我看來是這樣，”上將評說道，“現階段看來，你在這發揮的作用要比你在北平大得多。你對中文有了解嗎？”
我告訴他，1933—1935年在北平執行公務時我曾學習了兩年中文。
最終經由駐華大使同意後敲定的結果是，我將被派往上海任駐華海軍武官。
那一晚，發生了一件在此後幾個月內又多次發生的試探將軍耐心和信念的事件。一艘日本驅逐艦逆流而上，在奧古斯塔號艦頭三百米的地方停船拋錨，對黃埔區東部和南部的浦東中國駐軍進行了整夜的狂轟濫炸，而臨近奧古斯塔號的驅逐艦妨礙了中國軍隊的反擊。第二天早晨，哈利上將向日本海軍司令發送了一封言辭犀利的便條，卻未收到任何回應。其他難忍的事情還在後麵。
河濱地區的商業實際上處於一種停滯狀態。年輕些的商人在上海誌願隊工作，以協助英國和美國守衛他們的殖民邊界。日本軍隊占領了虹橋和蘇州灣北部的楊樹浦地區，一些西方中立列強的官員卻決心把交戰國雙方的裝甲部隊阻擋在北部的外國領區外，不過即使這樣仍無法保證他們不被偶爾偏離的炮彈所誤傷。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槍聲和炸彈爆炸聲響徹了上海灘的每一個角落。
在美國總領事館，我發現了戴著眼鏡的駐華大使克勞萊斯·高斯，他正在安靜地處理著反對派留在桌子上的大量額外行政工作，一些做文秘工作的女性成員已經被轉移，高斯大使和他的領事同事不得不接手大部分的文案工作。
克勞萊斯大使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時候能夠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歸功於多年的領事工作彰顯出來的高尚品德，在遠東地區多年的外交經驗，以及能夠處理好隨時發生的大量棘手問題，這些條件最適合這個職位。在戰爭期間的每個清晨，他都會與哈利上將和傑出的第四任陸戰隊司令官克勞奈·勞倫斯·F·B·皮爾斯在辦公室見麵。這個著名的三方執政小分隊聚集在一起商討解決目前的問題，並且為能夠預見的突發事件製定應對計劃。沒有困難會妨礙他們三個人的合作，也正是由於他們準確的判斷和高度的警惕，才保證了戰時沒有發生損害美國中立立場的行動或外交錯誤。
我在上海的同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少校，忠誠的朋友愛德華·海根。海根已經作為助理海軍武官開始履行職責，而我最終下定決心，將投身於交戰國雙方尤其是中國軍隊的事務中。
之前我曾參加過戰爭，但是這次是我第一次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正式觀察研究的戰爭。擺在我麵前的第一個問題是，“我該怎麼做？”一場戰爭需要被觀察被見證，並且為了見證這場戰爭，我必須要投身戰火正酣的前線。我申請能夠被委任成為一名正式的觀察員，蔣介石委員長並不接受這個申請。這些委任也沒有被發布。
日子飛一樣地過去了，我們的活動範圍有限，若想觀察整座城市的形勢，隻得到一棟中國駐軍右側的國際公共租界大樓樓頂去。最終，我分析出了中國對於軍隊中出現這樣一個外國觀察員的反對理由。首先，他們感覺一個西方的觀察員有可能會嘲笑他們軍隊的管理方法以及設備；第二，中國軍隊的指揮官不願意為西方的觀察員承擔出現安全事故後的責任。他們隻是單純不想徒增煩惱。
中國的態度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在此前，西方人並不願主動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甚至連一絲意願也沒流露出來，就更不要說前來關心戰爭進程這種行為了。我決定去改變他們腦海裏的這種偏見，並且設法從有實權的當權者手裏拿到在警衛那行得通的通行證。有了通行證的護身，我能夠毫無阻礙地進入戰區，不必再因我的安全問題去煩擾沿路的指揮官。
在一位中國老朋友的協助下，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通行證，可以前往這座城市正處於戰亂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區。
現在長江的南岸，吳淞與瀏河之間約二十英裏的地方，日本的兩個部門已經在此安營紮寨，分擔他們在上海地區已進入戰爭狀態的海軍陸戰隊的壓力。1912年，中國的左側防禦戰線曾被撕開，日本的軍事派遣使中國的防線一度陷入崩潰。但是目前，中國的左側防線延長至瀏河地區，這也迫使日本侵略者隻好采取措施從正麵攻擊以擴張土地。
有一天我決定去試試我的通行證是否可以使用。一路向西走去，穿過了租界的住宅區，經過英國租界西側邊界的防禦工事後向北進入了主要作戰區。成群結隊的苦力們步履維艱地從鄉下往城市走去，肩擔上還懸掛著大量的新鮮蔬菜。如果不是它們速降至低空開始轟炸地麵，他們恐怕還察覺不了這些在他們頭頂上轟隆作響的日本戰鬥機。爆炸聲響後，他們連忙扔下了肩上的擔子，屈身蹲進平原上星星點點的壕溝，或是躲在墳頭後麵。在人去世後焚燒屍體的習俗顯然在戰爭中展現了它意料之外的一個優勢。
當我靠近戰壕防線時，一個哨兵叫住了我並讓我出示護照。他隻輕輕瞥了一眼我的黃色護照就揮手示意我可以走了。順利的通行讓我感到喜出望外。
雙方的炮兵部隊同時開火實屬罕見，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士兵能夠透過表麵洞察到實質。軍隊進入戰壕開始排兵布陣。一位曾在江蘇和安徽省戰鬥過的眼神犀利的指揮官在四處設置了火力十足的機關槍。當我走近時他們好奇地盯著我看。“你好嗎，老鄉？”我打起精神問他們。“你也在用我們鄉下的說法？”他們咧著嘴衝著我笑，說他們過得還不錯，並且問我一切都還好嗎。在戰爭時期，戰場上的男人和男人之間始終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兄弟情誼。大概他們覺得我這個外國人是瘋了，才會甘願在一場本可抽身事外的戰爭中拿自己的命冒險。但是這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怎麼樣，我們大家都可能在下一秒鍾死去。我們現在是綁在一根繩上的螞蚱譯注：原文為，我們現在是處於同一危險中的兄弟。。
戰士們都穿著單薄的天藍色的製服，不過也有一些穿土黃色製服的。戰士們的腿上通常綁著跟緊身短上衣顏色相近的綁腿。他們使用的步槍來自於各處——德國、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還未經任命的高層官員和人員，隨身攜帶著沉重的德國毛瑟自動手槍，放在木質的手槍皮套裏，方便隨時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