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由於戰亂頻發，社會經濟受到很大破壞。人口銳減，田地荒蕪，賦役繁苛，出現有田無人，田多人少的局麵，土地兼並還不太嚴重。但是進入十八世紀，大約在康熙中葉以後，全國已經基本統一，大規模戰爭已經停止，此時的階級矛盾有所緩和，封建關係也得到了一定的調整，清政權得到鞏固，統治秩序安定下來，社會經濟逐步恢複、發展。
這時，土地的收益增加，而賦稅負擔相對減輕。在商品貨幣經濟衝擊之下，土地流轉加速，土地兼並又日益嚴重。地主、官僚、商人千方百計，通過一批批購買田產，逐步積累，象滾雪球一樣，從小到大，形成了 擁有累千上萬畝土地的大地主。在兼並過程中，商業和高利貸常常起著重要 的作用。官僚、地主、商人利用小農經濟經不起打擊的特點，利用天災人禍 或青黃不接的機會，滲入農村，囤積居奇，貴賣賤買，重利盤剝，乘人之危， 奪取土地。這種更多地用經濟手段，兼並土地和明代許多地主利用政治特權 是有所不同的。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特別是在江蘇的蘇南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物產豐盈，素稱富庶之區。但這裏地少人多，又是達官富戶麕集之地，因此，土地兼並劇烈之程度，堪居全國首位。
以蘇州府和鬆江府各縣為例，此處既有明末的遺老遺少，又有清朝的權臣新貴，他們竭力追求土地，爭奇鬥富。據史料記載，一些大地主竟擁有四十萬畝土地，數縣相連。
從雍正朝開始，土地流轉開始加速，土地買賣頻繁，地主階級對土地的爭奪更為激烈。當地有一句諺語：“‘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於三家也”。也就是說田地數易其主。到了乾隆年間，這種趨勢更為加快。
“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多居住城內，每到秋收之際，直接派人到鄉下收租。土地進一步集中，絕大部分農民失去土地，或很少土地， 成為佃農雇農。
揚州府各縣，是淮南鹽場的所在地，鹽商都在當地“市買土地”，爭奪草蕩鹽場。 東台縣流傳著一首童謠：“乾隆錢，萬萬年，先買瓦房後買田”。
徐州府銅山縣，是雍正年間曆任直隸、浙江督撫李衛的老家。他家世代地主，為當地“首戶”。他死後， 其子孫仍擁有大量祖遺田產。
有趣的是，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在鴉片戰爭前，當地老百姓把當地的豪紳地主所占有土地的多寡，“以象、牛、雞、狗”來分等級。萬 畝以上比於象，千畝以上比於牛，幾百畝比於雞，一二百畝比於狗。當時諸暨縣有“四象八頭牛，三十大隻陳閹雞，七十二隻灰狗”。的說法。
四川省在明清之際，經曆了幾十年戰亂，土地大片荒蕪，人口大量減員， 破壞較其他各省尤其嚴重。由於土地肥沃而又地廣人稀，對外省無地人民很 有吸引力，大批流民紛紛從湖北、湖南進入四川，在這裏落戶開荒。有些農民逐漸上升成為中小地主，也有很少數上升成為大地主。如成都府金堂縣的曾玉壺，他曾祖原籍廣東長樂，後入四川金堂縣，開始置辦家業。其祖父早死後，祖母陳氏帶著三個兒子，耕植起家，購置一些田產。父親又早死，母親李氏撫育曾玉壺，“矢誌如陳，而勤苦又過之”。
又如漢州地主董嘉會，其高祖董全鳳從湖南武岡州跋涉來川，居州治中心經營鐵匠商鋪。 到了第五代道光年間的董嘉會時，已經繼承祖業土地二千五百餘畝。還有溫江縣的劉儒山，少年時代家境貧寒，兄弟四人分家僅僅幾十貫錢。 他以此為本錢，勤勞耕作，積置土地百餘畝，招佃農耕種收租，逐漸起家，成為中等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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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終清代一朝，無論是富饒的江南，還是稍差的四川，整個中國，盡管各地土地集中的程度與時間的早晚有所不同，但土地集中的總趨勢，卻是愈來愈嚴重了。
與此同時，伴隨著人口的增長，耕地卻顯得越來越不足。這樣就形成了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 盾，這是清朝中葉直至近代社會動蕩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終清代一朝，無論是富饒的江南，還是稍差的四川，整個中國，盡管各地土地集中的程度與時間的早晚有所不同，但土地集中的總趨勢，卻是愈來愈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