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留有長髯的長者，穿著灰藍色的長袍，走在昆明西南聯大校舍的土徑上，兩側都是一排排鐵皮為頂、有窗無玻璃的平房，時間約在1942年。這就是二戰時期聞名世界的中國最高學府：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那位長者就是我們的老師、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他正走向路邊的一間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遠遠跟在後麵，也朝著那間教室走去。在那裏“人生哲學”將展開它層層的境界。
正在這時，從垂直的另一條小徑走來一位身材高高的、戴著一副墨鏡、將風衣搭在肩上、穿著西褲襯衫的學者。隻聽那位學者問道：“芝生，到什麼境界了。”於是兩位教授大笑，擦肩而過。各自去上課了。那位戴墨鏡的教授是當時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金嶽霖，先生因患目疾，常戴墨鏡。這兩位教授是世界哲學智慧天空中的兩顆燦星，在國內外都深受哲學界同行的敬仰。
我在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原想攻讀英國文學，在注冊時忽然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聯大哲學係天際是片耀眼的星雲，我也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天象，我何不先修哲學，再回過頭來攻文學，以便對文學能有深刻的領悟？於是就在極為激動的心情下注冊為哲學係的學生。回顧此生，我想當時我作了對自己以後一生的心靈成長十分正確的一次決定。但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因為我總是想在哲學裏找到詩歌，而又想在詩歌中涉及哲學，總是一心二用又怎能成為一個好學生。記得除了“康德”一課，我的成績總是平平偏下。大約在二三年級時我修了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和人生哲學。我雖然對馮先生的講課印象極深，而且從自己的上述角度特別喜歡人生哲學的境界說，每次聆聽馮先生的講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騰，無窮的享受。然而從學術的角度來講，我仍然不是一個優秀生，甚至有些心猿意馬。當時西南聯大有一種極為特殊的學術風氣，每位教授走在那狹小的昆明石板小徑上，都像是浸沉在自己的學術思考中，對於我來講，他們就像孔子或柏拉圖一樣，是智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圍繞著他們的青年學子散發著他們自己的深邃的思想和領悟。智慧並不隻鎖在課堂中，而是彌漫在整個新校舍的四周，包括大西門一帶的茶館裏。每當空襲警報拉響時，老師和學生就會默默地夾起書本，向新校舍後一片野地荒墳散去，但沒有什麼能打斷他們對真理的沉思，即使在敵機從頭上飛過，眼見炸彈落下，他們也仍在思考，思考中國的明天。那時的課堂已變成墳堆間的空地，飛機過去後繼續看書、討論。在生活與學術間幾乎沒有什麼空隙。
由於自己的成績平平，我在課外沒有敢去和哲學大師討論什麼。但沒有想到馮先生的“人生哲學”與“中國哲學史”課卻像一種特殊的放射性物質，一旦進入我的心靈內，就無時不在地放出射線，影響著我的思維與感性結構。這兩門課加上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說”及馮至先生的“歌德”是我日後的知識建構中的梁柱與基石。馮先生關於人生境界的學術啟發了我對此生的生存目的的認識和追求。人來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參加一場越野障礙賽，在途中能支持你越過一次次障礙的精神力量，不是來自獎金或榮譽，因為那並非生命的內核，隻是代表一時一地的成敗的符號，榮辱的暫時性，甚至有相互轉換性，這已為人類曆史所證明。隻有將自己與自然相混同，相參與，打破物我之間的隔閡，與自然對話，吸取它的博大與生機，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過“得失”這座最關鍵的障礙，以輕鬆的心態跑到終點。
我的這些關於“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於西南聯大的教室，日後伴我走過不少難關。1949年到1955年，美國的麥卡錫反共政策使我的留學生活充滿了物質的困窘與精神的壓力。我是一個分文莫名的碩士研究生，1949年布朗大學的教務主任告訴我，我在校兩年期限即將滿期，必須作離校準備。但因為1949年我一直在邊打工邊寫論文，到9月份論文仍未完成，眼看將功虧一簣，我隻好去全時打工，準備在離校後白天打工，夜裏寫論文。但當時的美國社會對中國大陸留學生是很敵對的，我除了出賣自己的廉價勞動力之外，還不斷受老板的白眼譏諷，常被當成一個潛在的敵人。但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學習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