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曆史學家米涅所說，就路易十六的胸懷和品德來說，是最適合於他那個時代的。當人們對獨斷專製的政治體製不滿時，他就自願地放棄專製的做法；當人們對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感到憤恨時，他能夠品行端方，生活儉樸。人們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時，他也能夠體察公眾的需要並給予滿足。在路易十六統治的後期，公共繁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盡管法國因為卷入北美戰爭而負責累累，但個人卻依舊能繼續發財致富，人民變得更加勤奮，更加富有事業心和創造性。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進，到了“深水區”的時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來了革命的風暴。這完全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到來的革命。至於其中的原因，托克維爾意味深長地總結道：“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麵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托克維爾當然沒有機會看到大革命後法國遷延一百餘年的社會政治持續動蕩，直到1958年的戴高樂“第五共和”才算是大體穩定下來，法國人民為此吃盡了苦頭。但托克維爾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力的藐視，都源自“舊製度”多年“教導”的結果。“舊製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隻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法國的激進革命者希望推翻舊製度，建立一個理想的新製度，但事實上，舊製度下的很多規則、習俗和程序都沒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麵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度，但在托克維爾看來，官僚製度在大革命前已經開始，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表麵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了這一曆史過程——幾年過後，在1789年消失的、舊製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慣例又出現了，就像一條河流悄然演變成暗河，流經之地沒多遠，暗流就又重新出現，然後用老水衝刷新鞋一樣。
這是一條奇怪的曆史曲線，我們或可稱之為“托克維爾曲線”。
遺憾的是，盡管中法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此時的法國成為歐洲唯一一個同中國高層建立固定聯係的國家，凡爾賽——北京軸心早已鞏固成形，但托克維爾這本如此經典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也沒能進入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在最關鍵的時刻給沉醉昏睡的統治者們及時提供經驗教訓。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訊，傳回相隔一萬六千裏的遙遠中國，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靈深處掀起了起伏跌宕的驚天狂瀾，引來的完全是負麵影響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過程。
他就是正統治著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對法國並不陌生，與路易十六也可謂神交已久。
中法兩國的高層交往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時期的偉大君主，他們都憑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國家盛大極一時，當時的大清稱雄亞洲，法國則成為當之無愧的歐洲中心。為了打通中國這個強大而神秘的國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選的科學傳教團。
法國科學傳教團的到來，深得熱愛西學的康熙皇帝之喜愛。他在紫禁城親切接見來自法國的“國王數學家”洪若翰、張誠、白晉、劉應等五位耶穌會傳教士，為洋教師們在宮廷提供專門的房間，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視時，康熙也常常帶上教士，同住一頂帳篷，同吃一桌飯菜，解衣推食，不嫌瑣屑。
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神父白晉等人作為親善特使到中國，原意是希望說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進而征服整個中國乃至於東方。誰曾想，白晉不僅沒有說服康熙皇帝成為上帝的“粉絲”，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絲，他對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遠遠超過了對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晉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傳》中描述了中國的強盛富饒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響，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體投地，對這位東方的偉大君王產生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國科學傳教團的到來，使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國家開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話來說就是：建立了凡爾賽——北京軸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繼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國派出兩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來，使得凡爾賽——北京軸心進一步鞏固。
一生對祖父康熙深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續了對法國的友好感情。他不僅與法國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視同法國的關係。清朝皇宮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或其他珍貴的東西，要麼是法國的軍械，要麼是出自某些法國工匠之手，就連乾隆皇帝閱兵時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國製造”。而乾隆時期大量燒造的琺琅彩瓷器，更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中法之間來往的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