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戰爭中，日本當局的“文壇總動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奇效”。日本“筆部隊”為“思想宣傳戰”貢獻的文學作品，不僅在國內影響巨大，甚至對中國文壇也產生了深深的震憾。
出身國民黨軍官的作家阿壟，便是深受刺激的一員。
1938年夏天，剛剛參加了南京保衛戰的阿壟，在湖南衡山偶然結識了日本著名的反戰作家鹿地亙和池田幸子夫婦。這兩位“從敵人的一邊伸過兄弟的手來”的日本朋友，有一天不無遺憾地告知阿壟，以前他們對中國的抗戰文學期待很高，但現在日本的一些隨軍作家已寫出了反映南京戰役的作品，影響力極大，比如石川達三的小說《活著的士兵》，還有一位參加杭州灣登陸的日本通信兵火野葦平，竟然“一手揮刀，一手操筆”，創作了所謂“士兵三部曲”：《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這些為侵華戰爭大唱讚歌的作品，雖然從意識形態上不值一提，但他們“放一槍寫一筆”的態度和分量卻不可低估，遠非中國作家所能及。
聽完鹿地夫婦的話，生性剛直倔強的阿壟簡直震驚到無法自製，為自己，也為中國人——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毒氣還在瘋狂地蹂躪著中國的國土，而他們現在已借“筆部隊”猖撅製造輿論，美化戰爭，試圖用迷幻的七彩把自己的強盜麵孔打扮成聖徒形像，這不是往中國人的傷口撒鹽嗎？
事實上，當時直接表現國軍奮戰的作品確實廖若星辰。首要原因是南京之戰中大量作家隨政府撤退而逃散，很少有戰鬥親曆者。這樣重大的曆史時刻，作家缺少親曆、目曆和心曆，縱有天才也難以下筆；其次，南京慘敗潰退的結局，也大大降低了人們對參戰部隊的評價。許多文學作品更專注於表現南京淪陷後日軍的暴行，以左翼人士為主編撰的刊物如《烽火》、《七月》等，更以激進的風格猛批國民政府在政治、軍事上暴露的不足，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強烈政治傾向難以客觀地就事論事，真實全麵地評判南京之戰。
作為詩人的阿壟，有人說他真誠得痛苦，嚴肅得固執，熱情得偏執。聽完日本友人帶來的消息，他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感到深深的羞慚。但他並不是以一個拿筆的人而慚愧，而是以一個拿槍的人而慚愧。
“勝利有一百位父親，失敗卻成為無人認領的孤兒。”抗戰中，那些謳歌勝利的崇高書寫比比皆是，而失敗之後的刻骨悲涼卻鮮為人知。那些忠勇將士流淌下的殷殷鮮血，縱然沒有換來勝利的凱歌，難道不應換來對血鑄教訓的一點總結反思？而作家對硝煙未散的正麵戰場表現如此乏力，將士浴血沙場無人問津，無論是作家的良知，還是軍人的血性，都讓阿壟體驗到錐心泣血是什麼滋味。
“憂在天前，樂在天後”的傳統士人情懷，是阿壟一生鮮明的精神縮影。
阿壟一生坎坷多舛，卻始終保持一顆赤子心腸。1907年，他生於杭州一個市民家庭，隻念了幾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綢布店做學徒。不久，綢布店倒閉，阿壟隻身來到上海。在“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經濟係。這期間酷愛文學的他讀到魯迅的著作，深受感染，成為“五四”精神的心傳者。“一？二八”事變爆發，阿壟目睹吳淞口的校舍被日軍炮火摧毀而無能為力，他痛感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麵前，僅靠“實業救國”無異於精衛填海，遠遠不夠。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落後，麵對強敵就隻能挨打而無力還手。他決心投筆從戎，以身救國。
他年輕時所填的一首詞《詠荊軻》，盡顯其性格的熱血豪情和英勇無畏：“軻今去矣，便悲歌為別，風寒天凍。不殺秦皇當殺我，拔劍豪情驕縱。太子人來，將軍頭在，肝膽吾濟重。指心而誓，男不死何用！”
挺身國難，正當其時。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軍興，剛剛畢業任少尉排長的阿壟立即隨所部第八十八師開往淞滬戰場。“八一三”戰爭打響後，阿壟在閘北前線經曆了血火洗禮。他在作戰中身先士卒，幾次帶領士兵們主動出擊，守住了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