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克斯曼（Waxman）主席：你有自己的思想體係。“我的看法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到目前為止組織經濟的無可匹敵的方式。我們試過監管，但沒有取得有意義的成效。”這是引用你的話。現在我們整個經濟為此付出了代價。你是否覺得，正是你的思想體係驅使你做出了你希望沒有做出的決定呢？
格林斯潘先生：嗯，記住，無論如何思想體係是一個概念框架，它擁有人們處理現實問題的方法，每個人都有一個。你也一定有。要生存，你需要有一個思想體係。問題在於它是否存在，準確與否。我要跟你說的是它的確存在，我發現了一個缺陷，我不知道它有多麼重要，或者持續多久，但是我被那個實際情況搞得很苦惱。我在模型中發現了一個缺陷，我發覺，這個模型是反映世界如何運轉的至關重要的運行結構。
韋克斯曼主席：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思想體係不正確，它不起作用，是吧？
格林斯潘先生：說得沒錯。這的確是讓我感到吃驚的原因。因為我用大量證據表明它運行得非常好，我熱戀了它40多年。
格林斯潘的表現具有迷人的戲劇效果：一位驕傲的老人在設法免受尖銳而激烈的事實的刺激。他的反對者為了這次調查蓄謀已久，艱苦準備，而且不管是他們還是整個國家都不準備給他留出任何閃轉騰挪的餘地。他們要求格林斯潘改變主張，但他極力避免事件中隱含的認知上的不一致，而這些事件是不會削足適履來迎合他的思想體係的。盡管節節敗退，格林斯潘仍然不能否定他的大思維。他可以承認理念存在缺陷，但不承認他的理念是錯的。這令人恐懼地聯想到基奇太太，格林斯潘也是隻準備看到自己在輕微細節上犯的錯誤。他看不到，或許是不願意看到他在位期間金融業的屍橫遍野，反而堅決認為他的大思維40多年來一直運轉良好。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曾說過“沒有理論，事實就會無語”。但是對格林斯潘來說，因為他的理論，事實消失於無形。
“格林斯潘對兩件事情視而不見，”弗蘭克?帕特諾伊說，“他沒有注意到，在實行監管的現代國家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市場。總是會存在不完全監管的市場，因此，人們就有機會利用信息陷阱。格林斯潘也不理解，即使到了市場不受監管的地步，在一個可以自由發表言論的爭論中，也會發現市場存在的嚴重的潛在缺陷。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和英國存在習慣法（commonlaw）的原因。因為如果缺少了這些事情，你就會有麻煩。不隻會產生不公平和不公正，而且還會出現這種反複無常和動蕩不安。”
當然，格林斯潘也並不是單槍匹馬。他得到了有權勢之人的支持，也獲得了群眾的擁護，前提是隻要經濟運行良好。你可以說他視而不見，但是，他是在一個集體近視的環境裏運作，而這種集體近視又強化了他的思想體係，所以他沒有公開承認錯誤。
“格林斯潘不會彌補自己的過失，”帕特諾伊說，“這對他來說非常難以做到，他會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溜掉。”
幾乎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托尼?布萊爾（TonyBlair）身上。他不顧伊拉克戰爭前成千上萬人沸沸揚揚的反對之聲，以及標誌著這場戰爭的完全不可預期的混亂，布萊爾仍然堅定地認為，開戰是一個恰當的、必要的和正確的決策。雖然從沒有發現薩達姆（Saddam）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在齊爾考特調查小組（ChilcotInquiry）前作證時，布萊爾顯然在暗示正是戰爭阻止了這些武器的生產：
“不要問我2003年3月的問題，而是要問2010年的問題。假如我們打退堂鼓呢？我們現在知道的結果就是：在武器稽核員離開，以及製裁政策被改變之後，他絕對會有意願和知識技能啟動一個核武器和化學武器計劃。”
在這一點上，布萊爾就像格林斯潘一樣，也讓人奇怪地想起了緊抱著陳舊大思維不放的瑪麗安?基奇。布萊爾一定比理查德?多爾更堅信自己的大思維。在多爾去世前8年，由於證明了吸煙和癌症之間的聯係，他的名聲得以保全，盡管采用的是最羞怯的一種道歉方式，多爾還是承認了自己的錯誤。1997年，多爾發表了論文《致命輻射導致兒童癌症的風險》，等於是他無聲地宣判了閾值理論的死刑。
“子宮中的胎兒會在放射診斷時受到低劑量的電離輻射（尤其是在孕期的最後3個月），這種輻射與隨後兒童患癌症風險之間的聯係提供了直接否定閾劑量存在的證據，即低於此劑量同樣有風險，並且導致醫療實踐的變革。”
但是，等到多爾改變想法的時候，已經有數以百萬計的孕婦接受了X光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