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我們都是地球人》2
(―)與三部曲的前兩部相同，《走出地球村》還是寫衛星。但作家不再像《飛向太空港》、《澳星風險發射》那樣以當前某一重大航天事件為軸心展開驚心動魄的描繪，而將自己攝取生活的藝術鏡頭加以變焦，使之對準了30年前的曆史圖景。作品極其細致準確地展現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動議、規劃到研製、發射的完整過程，並把這作為一個偉大而光榮的夢想的實現過程來加以描述。因而，即使在最為直接、最為單純、最為表麵、最為狹隘的意義上，我們也要承認這部作品是以文學手段寫出了一部中國航天事業叱吒風雲、氣吞山河的奮鬥史、抗爭史和創業史。這，對於與航天事業早已結下不解之緣、曾經為之獻出過青春年華的鳴生來說，是堪可聊以自慰的；而對於文壇和廣大讀者來說，也是值得高聲喝彩的，因為，“中國航天”這四個大字，在最近的幾十年內，給我們這個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民族帶來的自尊與自豪、興奮與激動、理想與憧憬實在是太多、太強、太寶貴了。靠著它，我們才真正體會到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榮耀；靠著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早已被我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話才變作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識。特別是在那瘋狂而混亂、殘酷而荒謬的十年浩劫之中，這四個大字幾乎成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力的一根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柱。試想，在那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之時，在那摧毀一切科技、一切文化、一切傳統的與現代的精神文明之時，究竟還有什麼能給我們民族那飽受摧殘的肌體注入一股蓬勃健康的活力呢？恐怕沒有別的了。是人造衛星上天，是繼原子彈爆炸之後的氫彈試驗成功，在危險之時繼續顯示著、證明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力量，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注射著強心劑。凡是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人，有誰不曾為“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升空而振奮而感動而欣喜若狂呢？它在當時的確成了中國迷茫昏暗夜空中的一顆璀璨耀眼、給人無限幻想和無限希望的明星，凝聚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如果我們說，沒有“中國航天”這四個大字，今天中國就絕不會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這話並不過分。而在這四個大字的背後，可歌可泣、可欽可敬、可嘉可感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和事件又是何其多也！在這個意義上，鳴生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報告文學作家，隻要他能將這一切忠實地保留下來、記錄下來、摹寫出來，使之眧之於世人，傳之於後世，就足以令我們為他鼓掌擊節了。不是嗎？
然而鳴生並不滿足於此，他是一位思維相當活躍的作家，從小就喜歡在星空下獨坐遐想，對茫茫宇宙充滿了深情而浪漫的憧憬。在他看來，燦爛的星空從遠古時代開始就在誘惑著人類，那裏將是人類的終極歸宿。未來的人類必將“走出地球村”，而走向廣闊無垠的宇宙。這不僅是因為好奇心與求知欲將驅使人類一步步地拓展天疆，而且因為地球上人口爆炸、資源匱乏、生態失衡等問題將日甚一日地困擾人類，迫使人類不得不到宇宙中尋找新的出路。於是，他將我國開展衛星研製的活動理解為人類嚐試“走出地球村”的壯舉的一部分，更理解為我國古已有之的“飛天夢”的延續和發展。這種理解，使他獲得了一種包容性極強的“宇宙意識”，正是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地球才顯得渺小而變成了“村”。我想，即使我們在今天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去論證作家所勾畫的這一有關人類未來的輝煌而壯麗的夢想，因為那或許根本不是我們這一代以至今後幾代人的事，我們也有理由嚴肅地認定，這一夢想正是激勵著人類探索宇宙、征服宇宙、向宇宙挑戰的潛在動力，它本身體現著一種對於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的終極關懷。然而，對於作家來說，這種終極關懷正意味著一種開闊的眼界和胸襟，一種對於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的憂患與關注，它使中國人自古以來的“飛天夢”與全人類的利益相溝通，也使本書得以從一顆衛星升空的曆史透視出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飛天史”，拓展出了一種既廣闊而又縱深的視野。
另一方麵，由於衛屋是尖端科技的成果，它對於社會的物質精神條件的依賴性極強。一顆衛星翱翔於太空，既傳達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又凝聚著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精神特征。如果說，衛星是個物質的“硬件”，那麼在它的研製過程中，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全部精神的“軟件”恐怕均須在其上運行通過；如果說，衛星上天是一場豐美的收獲，那麼四季間的雷電風雨天災人禍均與他的命運息息相關。這是規律，無論何時，大抵如此，更何況，“東方紅一號”衛星從動議到發射的12年，還恰恰是我國“左”傾政治從升溫、發熱到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的12年！因此，如果作家孤立地描寫星箭的開發研製，無論他描寫得怎樣生動、怎樣精細，無論他怎樣高揚愛國主義旗幟，都勢必失於膚淺和表麵化，都無以反映隱藏在星箭背後的那些真正決定著衛星的時代精神特征同時也關涉到衛星命運的異常複雜的社會內容。顯然，作家早已敏感到了這一點。他不受一箭一星的拘囿，而將筆墨延伸幵去。由於他誌在寫史，所以我國當代生活中約十數年的社會曆史線索便得以自然而然地貫穿其間；由於寫史即是寫人，所以作品中的人物群體一一代中畫知識分子在當代政治生活中命運的沉浮以及他們所經曆的心路曆程，便成了作品的核心，成了作家格外著力揭示的內容。由」此，作品聚集了密集而確鑿的信息，容納了豐富而曲折的情節，傾注了濃烈而深沉的情感，生發出清醒而充實的理性精神，從而擁有了強大的力度與廣大的厚度，從藝術的反光鏡中折射出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使作品被賦予了史詩的品格。
(二）《走出地球村》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高視角、大視野、多方位、全景式的長篇報告文學。比之以當前重大航天事件為中心的三部曲前兩部，這部作品視角向當代曆史的轉變，反映出作家對同類題材的理性思考的深化。雖然三部曲的結構安排，從表麵上看不過是依次寫“亞星”、“澳星”和“東方紅一號”這三顆衛星，但三部作品的主題卻自然地形成了互補互足之勢。如果說，《飛向太空港》突出的是中國航天科技走向世界的成功,以一曲英雄凱歌抒國人之豪氣、振中華之國威，那麼《澳星風險發射》便已轉變了題旨，圍繞一次失敗的發射探討了一個民族應當怎樣麵對失敗進而超越失敗的頗富哲學意味的主題，從這裏，作家的膽識、魄力以及對題材的理性把握能力已有所顯露。《走出地球材》則再次出手不凡。作家真正要寫的已不再是“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的“新聞”，因為那對讀者早已是陳舊不堪的話題，他竭力想回答的大概也不是“為什麼會發射成功”一類的問題，雖然這是本書所不可避免要回答的。我以為，作家此外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實用意是以我國第一顆衛星研製的線索為經，以冷戰環境下的國際對抗和競爭為緯，以一批堪稱“中國的脊梁”的傑出知識分子及其社會活動為中心，對中國的當代社會史進行一次痛切而深沉的整體剖析和全麵反思，因而這部作品比之前兩部，更大氣、更厚重，具備/更大的包容力和吞吐量，這是毫無疑問的，作家也便由此以一種“三級跳”的方式實現了創作上的一次新的飛躍。
如果我們把這部作品看作一幅畫卷，那麼它的色彩斑斕、層次分明、錯落有致是顯兩易見的。作家憑借某些基本線條，支撐起畫麵上具有透視效果的立體圖景體。具體說，整個人類航天技術的發展線素是畫的遠景也即背景，中國人夢想“飛天”的線索便是畫麵上的中景，而當代中國人在嚐試“飛天”的過程中的一切活動以及交叉於其間的當代社會生活內容，就是這幅圖畫的近景也即前景。在前景和中景之間，作品使用的是柔和的過渡色；而在前景和背景之間，作品使用的是強烈的對比色。與前兩部作品不同，這部報告文學正是依靠國際間的高科技競爭和政治對立釀造和烘托了濃重的藝術氛圍，同時也設置了一條外在的矛盾衝突的副線。而作品矛盾衝突的主線是存在於前景的人物關竭以及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這就是中國落後的現實與“飛天夢”<之間的矛盾，和當時泛濫的極左思潮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矛盾。前者是既成的無法逃避的現實，固可姑且視為“天災”，而後者則是不折不扣的人禍。這樣，作家便依靠這幾條線索將一部完整的曆史舉重若輕地“提”了起來。應當說，他把“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置於國際矛盾的壓力和國內“天災”人禍的交互作用之下來寫，寫出r當時社會環境下我國航天工業在夾縫之中生存、舉步維艱的曆程，這不僅完全符合曆史事實，而且是作品產生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的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作品將“飛天夢”的實現作為曆史線索加以描述，但是實際縈繞在作品中人物心頭揮之不去的卻是另一種夢境，這就是我們至今還在繼續做的“強國夢”。顯然，當年毛澤東大手一揮，說：“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雞蛋大的我們不放，要放就放它個兩萬公斤的！”他心裏想的注定不是“飛天”而是強國。確切地說，當代中國人是把“強國夢”疊加在了“飛天夢”之上，才對一顆小小的衛星寄托了那麼深摯的情感。為此，我們不能說作家的藝術描寫有什麼失誤，相反，我以為正是這樣的描寫才突出7^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環境的特征。不消說，“飛天”作為地球人的一個壯麗的夢想，其意義是屬於整個人類的，但是，在國家利益相互敵對的環境下，任何“飛夭”實踐都首先是國家政治利益的需要，政治的介入，使“飛天”被賦予一言難盡的含義——蘇美在空間對抗中以衛星、飛船、航天飛機相互示威，中國以衛星上天重塑自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於是乎，幾十年來，小小的衛星成了國際政治鬥爭的籌碼，人類共同的夢想已然被肢解得破碎不堪。這就是現實，而且可能是相當長久的時期內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現實。當然，我們不會也沒有必要為此而悲哀，但是，這裏引申出的有關人類根本利益的哲學命題，卻足令我們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