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我們是山村裏的人，但我和於強都有共同的業餘愛好。在學校裏，我們都是文娛活動積極分子，於強喜歡唱歌，我喜歡跳舞，我們那個體育老師不但舞跳得好，人也長得帥，他是我的偶像，現在回想起來，似乎還曾經對他產生過另一層意思。我們是在縣中學讀的高中，勉強讀到畢業，不要說考不上大學，就是考上了，也上不起。
回鄉幾年，這是我和於強第二次出來打工了。
我們做過很多行當，於強做過小工，做過瓦匠，也給人刮過膩子，擦洗抽油煙機，我做過保潔員，也做過飯館服務員，不是他們故意不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實在發不出來，在這個城市裏，每天都有關門散夥的，也每天都有開張大吉的，所以我們無論哪樣都做不長久。今年，我們不打算給別人幹了，想自己做點小生意。我們置了兩個鍋，鐵的炸油條用，鋁的煮餛飩，又買了一個微型打漿機，用來製作豆漿，好在這花不了多少錢，加起來不過二百元。炸油條，包餛飩並不難，我和於強以前每天早晨吃，看也看會了。我們就這樣出了早點攤兒。
我們的生意一般，除了房租剩不下幾個錢，因為在這條街上有四、五個早點攤兒，大同小異。如果說不同，也有不同，那就是我們用的是從超市上買來的正經八百的色拉油，而別人，據我們所知，用的大都是“口水油”，也就是本地人說的地溝油。比如，在我們出攤兩、三天以後就有蹬三輪的來找我們了，三輪車上麵裝著一個黑糊糊的大汽油桶；擰開大汽油桶的蓋子，紫紅色的油便倒了出來，每桶四十元，一桶四十斤，才合一元錢一斤。另外還捎帶有三、兩隻方形的黃色薄鐵通，如果你沒有，三元錢便賣你一個。如果你用好油，這四十斤一桶豈不要好幾百元？我和於強都拒絕使用。但這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因為本地人一般是不出來吃早點的，他們都是在家裏自己做。他們特別不肯吃餛飩，害怕餛飩裏麵的餡兒，隻有外地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便行。當然，同行本來就是冤家，我們也不好戳穿那用地溝油的，不便說人家的壞話。
我們清晨四點就起床，把發好麵反複地揉，再拌餡兒包餛飩，還有把打好的豆漿用塑料袋封好，因為有許多外地人要急匆匆一手拿油條一手拿豆漿邊吃邊趕公共汽車。十點鍾左右我們收攤，然後必須休息一會兒，下午還要為第二天做準備。
我叫遲雅麗，是媽媽給我起的名字，以為很“雅麗”，長大了，才知道俗而又俗。
別誤會，我和於強還沒有結婚，當然也算不上是同居，我們隻是住在一間屋子裏，中間掛了一塊布帳，我睡在裏麵，於強睡在外麵，和鍋碗盆勺睡在一起。我們互相約束，彼此恪守著底線，都想把那最隆重、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留在我們結婚以後。當然，親熱的舉動平時是難免的。
我們這家房東也是怪，院子裏又加蓋了一排房子，原本豁豁亮亮的五間上房也出租了，中間打了不少隔斷，一共出租了十多家。他們一家三口卻擠在一間西屋裏。我到過他們屋裏，比我們還要髒、亂。但是他們真閑在，一家人什麼也不做。他們的女兒十七、八歲了，胳膊和後背都刺著青，個子不高，卻留著藍黃相間的頭發，像雞窩，也像我們山裏打回來垛起的秋草。女房東玩牌，男房東腆著大肚囊，整天坐在台階上忽達忽達搧扇子。
隻有到了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才是我和於強最輕鬆、最自由的時光。這個村子叫東塢村，村子很大，村子的正中心位置有一塊圓形的空地，於強說那大約得有二十多畝，人家都鋪了地麵磚，四周還種有樹木和花草，轉圈還有燈。到了晚上，那裏聚集了好多好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年齡大的扭秧歌，年紀輕些的跳舞。他們還有一個小樂隊，能奏不少曲子。他們跳交誼舞，也有少數在跳迪斯科和街舞。我和於強每每到那裏去看，我們站在邊上，望著他們，我心理真是羨慕死了。其實，迪斯科和街舞我早就會跳，別看我們是小縣城上的中學，但我們那個學校也有襯錢的，他們從外麵學了時髦，便迅速傳播，我雖然和他們學的，但我跳得卻比他們好。我想，我的家鄉什麼時候也能像這裏一樣呢？我們的鄉親每到晚上也如本地人那樣娛樂、那樣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