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水世芳：綺琴之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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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世芳與高羅佩他們那一代人，結婚時是這麼個狀態嗎？”兒子讀罷電腦上的劇本手稿，問道。
這次我請他來校對的，我不能再衝他發脾氣，我盡力和顏悅色地說：“我想不是，那時跟現在很不一樣……就像他們倆相識在重慶特園，因為高羅佩和水世芳都是在那兒工作的——而今天的重慶人，有幾個人知道這名字呢？”
我對兒子講起來。特園位於上清寺嘉陵村，原是愛國民主人士鮮英的公館，後來荷蘭大使館就設在那兒，稍後成了民革與民盟的駐地，今天，原址已經恢複了特園舊貌。
自傳稿中高羅佩回憶了與水世芳的結婚經過：
在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會事務部的女秘書，她是來自北京的22歲的姑娘，叫水世芳。在日本人入侵了北京後，她與一大批大學生離開北京逃到了長沙，然後從那兒繼續南下，越過了國境去了河內，最後抵達了未被日本侵占的昆明，在那兒她在逃難者就讀的大學登記入學，後來繼續前往位於中國的成都，在那兒的大學裏獲得了社會曆史碩士學位。我們開始相愛了，於是我向她求婚，我當時33歲，覺得過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在開羅和亞曆山大港遇到過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個西方妻子永遠幸福，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實現共同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於我應該與一個亞洲女人，尤其是一個中國女人結婚。
在與卡爾?巴克曼的係列談話中，水世芳也介紹了這段浪漫史。那位荷蘭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巴克曼說：
當日本人占領北京時，一所所大學整個地撤離北京。我與大約20多個清華大學學生一起開始旅行，他們多數是基督教女青年會會員，也有幾個基督教男青年會員。我父親給了我一筆錢，夠用很長一段時間，但在我先昆明後成都的大學生活後，那筆錢已經用完了，我不得不找工作，我在重慶社會事務部裏找到了一份工作，當時工資很低，而通貨膨脹很嚴重，我們多數人都通過給外國人教中文掙外快。
在英國大使館的一次酒會上，我的一個叫劉默仙的女朋友，把我介紹給了一個荷蘭外交官，他的中文說得很流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很可愛，舉止得體，很懂得中國人的禮貌。他希望繼續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所以我給他實習，於是我發現了，他不僅很熟悉中國古典文學，而且也會書寫漂亮的漢字。作為書法家，他完全可以和最好的中國書法家媲美。他也會用古琴彈奏美妙的曲子。
現在有一個進入了他的生命，我們將經常提到她的名字：水世芳，他在他的口袋記事本裏寫道：
1943年6月25日：兩點鍾水小姐來聊天。
6月26日：水小姐。
6月29日：水小姐。
6月30日：水小姐。
高羅佩請了水小姐給他補習中文。後來，熟識了之後，他把她帶到戲院去看戲，和她一起出去吃飯，一起看電影《一夜愛情》（一夜風流）。口袋記事本很快出現了shih-tang的字眼，或者S。F。的簡稱。葉秋原最了解情況，他們常到葉夫婦家做客，他從葉氏那兒了解到：水世芳不僅是家庭出身很好的姑娘，而且受到過很好的傳統教育。後來兩人常去葉氏夫婦家作客，水世芳也經常跟著高羅佩出席畫展等活動：
1943年8月8日：3點王世傑派他的汽車來了。到他家去了，在那兒喝茶並欣賞畫作。
8月29日：9點阿克爾來了，12點寫漢字和唱歌。12點世芳來了，與她和比爾一起在珠江酒樓（粵菜餐館）吃飯，然後一起買毛筆並逛古董店等。晚上與比爾和她去了英國大使館的音樂晚會。（阿克爾天才的美國漢學家，高羅佩在萊頓讀書和東京工作時，他們交了朋友。阿克爾會彈奏中國古箏，他唱美國可惜時，高羅佩跟著哼唱。）
9月1日：8點半到英國大使館取汽油，9點接世芳，一起乘車去歌樂山度假區，10占到達那兒訪問了張守謙（世芳的六姐夫），談到11點。從11點到12點與世芳一起爬山，參觀了雲林寺。1點在張守謙家吃午餐，3點乘車返回重慶。4到7點在家與世芳聊天，一點一起吃吃晚餐，8點關世芳回家，然後在家工作。
高羅佩和她幾乎天天見麵，直到後來“1943年9月11日：宣布訂婚”。
第二天他們乘坐轎子去了長江對岸的山坡上的大使館，在那兒高羅佩將自己網民訂婚的未婚妻介紹給幾個與自己親近的同事，在喝茶後他們步行返回城內。兩天後，高羅佩寫道：“9月14日：6點王芃生的汽車來了，接走了世芳，然後接了比爾?阿克爾等。因為是中秋節，在王芃生家裏進行了賞月聯歡。”
在另外的場合，他記載：“我的朋友楊大鈞在月光下彈琵琶，而我彈古琴。”世芳愉快地說，那些夜晚都很美好，在另外的記錄裏，他已注明：在訂婚時，他所書房改名這“吟月庵”。
他還在口袋記事本中記也了他喜愛的一首和歌，是他在日本生活的回憶：“雲彩消失時，/不要以為/天已經亮了。/因為天空裏還有/黎明的月亮。”
水世芳對巴克曼，也詳細談到了他們的特殊婚禮：
我們墜入了愛河，決定結婚。高羅佩問我：我們要不要在教堂裏結婚？我正好也是這樣想的。我們請求張海鬆牧師主持婚禮，他是把我給高羅佩的姑娘的舅舅。我們的證婚人是高羅佩的親密朋友、外交部長王世傑以及王芃（音朋）生的妻子，這對夫婦也是我們的好朋友（王先生在東京已很我的丈夫，在重慶他作為中國外國情報部門負責人，幫助我們通過地下渠道，把我父親對我們婚姻的認可轉達到重慶）
在婚禮儀式結束後，我們在人民外交協會舉辦了一次午餐，然後在家裏舉辦了一次招待會。丹森伯格公爵用鞏發表講話，那個講話稿我保存著，他當時說：
在這次婚禮上，各種情況都讓我們意識到，今天是在戰爭年代中聚會的，婚禮是在中國戰時首都舉行的。新郎家沒有一個人出席，新娘的父母親也沒來，而實際上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夠和我們團聚在一起。我們仍然舉行了婚禮，這一次充滿愛情的聯歡會，讓我們在片刻中忘記現在正在打仗。這次婚禮還讓我們共同認識到，戰爭不會是永遠的，這使我們感到很高興。戰爭的基礎是仇恨和妒忌，而和平的基礎是和諧和博愛。在我們和各國民族的生活中，戰爭僅僅是一個暫時性階段。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愛是更強大和持久的因素，……愛神比戰神更強大。
這樣，1943年12月18日——一個多霧的、可以免除日軍轟炸的吉利的日子，水世芳高羅佩在重慶基督教思恩堂舉行婚禮。然後又專門舉行了一次中國式婚禮，用了中國的象征物：花轎。然後去到南溫泉度假，並且乘坐軍機到印度度過蜜月——這些，是戰時一般人所難於想像的，然後，他們做到了。
我突然想到，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時，中國人仿佛約定俗成地也要舉行兩次不同的婚禮。一次是在單位或公社舉辦的新式集體婚禮，戴紅花，放革命歌曲，領導、家長到新人代表，都說著歌頌新社會、移風易俗的話，要學習的榜樣從張思德白求恩雷鋒一直排到吳興春歐陽海，也都喜氣洋洋，甚至可上新聞節目。可是實際上呢，背地裏晚上又偷偷舉行一次傳統婚禮，大碗喝酒，大塊響肉，新人碰懷，舊歌老舞，大鬧新房等等，一切照舊。人們說，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回到高羅佩這對新婚夫婦上來。原來，他們的新房是在勝利大廈附近一處簡陋之地，後來，終於在國府路295號找到了一個像樣子的房子，高羅佩像在日本時一樣，親自設計，親自動手，將那屋子裝飾一新，並且借用了軍隊機構的汽車，在一批工人的幫助下，搬到了新家。二人一同購置了餐具、床和寫字桌之類，高羅佩自己買了一張琴桌和幾個書架，還專門請來一個廚師。
在高羅佩眼裏，水世芳是一個古典式的中國美人，性格上也十分熱情開朗，富於一種可人的幽默感，笑起來煞是可人。這些，不啻都是令人人放心的。然而，除此之外，高羅佩還非常清單她的家庭背景，對於他而言，水世芳出身於中國士大夫家庭，而自己又是以學者型的外交官自居，簡直是珠聯璧合的一對。他在滿意之餘，對著古琴彈奏出幾個音符來：
“勝桑，你還記得麼？”
水世芳睜著驚愕的眼，猜不透夫君舊事重提的意思。
“我得坦白，同這樣的日本女人，有過好幾年的同居日子。”
“這關我什麼事？”水世芳有點慍怒了，掉過頭去。
“我是說，”高羅佩慌忙解釋，“別人經常問我，為什麼能夠同時開展那麼多領域裏的活動——公安小說，古琴，書法，春宮畫，各國語言之類——而沒有患上精神分裂證，簡單是不可思議的事，而我的回答是……”
“是什麼？”水世芳的眼神在期待他的答案。
“是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組織方式，而這，就是中國式的的家庭生活方式，即女主內。如果我們夫妻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就用中文交流；當和孩子們一起時，我們就用英文或者荷文……這就叫中國式的家庭生活原則。”
“這麼說，我對外部一點也不過問羅？”水世芳不樂意地說。
“也不完全。”高羅佩說，“我的意思是，這意味著你從不談論我的辦公室工作，不談我的學術活動，不過問我到外麵做了什麼。”
“不，有時我們也有意見分歧的，”水世芳固執地說。
“當然有過一些分歧，”高羅佩說，“但這些分歧從來沒有涉及到具有關鍵意義的事情。”
實際上，高羅佩心底裏認為，水世芳是一位中國官員的女兒，她作事天生地講究策略，作為的妻子，她有非常優秀的品質，知道哪些地方用中國式的方式最好，特別是，當丈夫和別人談論政治和外交這類的事情時，她作個好的聆聽者，卻從不輕易插嘴。
高羅佩舉例說，某國總理有一次晚宴時從在水世芳一旁，他事後對高說：你真好運，有定個對歐洲政治如此理解的妻子——實際上，水世芳一味是在聆聽，並發表任何看法，竟然就收到如此奇妙的效果。
對於夫君的愛好，水世芳又有自個獨立的看法，決不隨從。她可以看丈夫的用荷蘭語寫的偵探小說，卻決不看他與的春宮圖研究——她說，它們過分暴露出中國社會的陰暗麵，妓院之類，令人不舒服。她作為外交官夫人，在那個圈子裏呆了多年，卻從不談論有關的“外部世界的緋聞”。總之，中國文化傳統對她影響之深遠之牢固，這也是夫妻倆關係和諧的本質，就像他們共同的愛好是古琴那樣。
22年以後的1965年，高羅佩在自傳手稿裏，不無得意地回憶這樁跨國婚姻來：
現在（1965）我們結婚21年了，我可以說我們的婚姻是完全成功的，世芳很好地適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會說荷蘭文、英文和法文，證明自己是優秀的外交官妻子，然而，她始終堅信，沒有一種生活方式比在完全中國式環境中的生活方式更美好，沒有一種文化比中國的更好。……
荷蘭外交部立即同意了我們的婚姻，但在世芳家一方有很多人。因為她老父親在被日本占領的北京生活，家族中一個銀行家的老伯成為了非日占區的領頭人。他是極其保守和思想僵化的老先生，對一切外國事務都深深地蔑視，他把世芳與我的婚姻視為可怕的有失身份的事情，是家族的恥辱。當荷蘭大全親自詢問他是否同意我們結婚時，他表示沒有世芳父親的書麵許可，他無權同意。這時我的朋友王芃生將軍出麵幫助我們，他讓他的秘密警察與在北京的水博士接觸！在兩個星期的短暫得無法相信的時段內，水博士寫的簡短信函穿越了前線，偷偷地送到了重慶。他告訴我們：他對婚姻沒有意見！
6
老實說，現在寫作要受歡迎，還得真相信下一代人的建議。
可是，我不能夠，我那個《姊妹琴》的劇本，故事早已定型，如果一改，就得傷筋動骨的，整個劇本的結構哪，情節哪，懸念的設置等等，都是來個翻天覆的變化，這在我，無異於推倒重來。我不能，我隻能按照既定的想法繼續寫下去——
博物館，童副館長的辦公室。
鄒館長匆匆來到童副館長遇害的辦公室，那裏作為案發的現場，此刻依然淩亂不堪。
張警官瞧鄒館長進來，立即對他說：你注意到這辦公桌的位置了麼？
位置？鄒館長心裏直犯嘀咕，但當他注意那大辦公桌的玻璃板時，卻忽然感到晃眼睛，不覺望了望淘汰處，這才發現，太陽光依然如此明亮，透過玻璃窗恰好落在巨大的辦公桌上，並通過巨大的玻板反射回來，直晃人眼。
他迷惑地望著張警官：它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張警官拍了一下鄒館長的肩頭，指著辦公桌玻板上麵的一隻煙灰缸：你注意到這景象沒有？
鄒館長有點莫名其妙，他望望二十幾層的高樓，看著那幕牆，此刻，從那裏反射出來的光線，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辦公桌上，又經過桌上的玻板反射進人的眼睛，晃得人幾乎要暈倒。
張警官說：我有個想法，也許，嫌犯正是從這兒入手的，將他進入現場殺人盜竊的時間，與別人發覺現場的時間隔離開來，以造成他不在現場的假象呢。
什麼？鄒館長大吃一驚，怔怔地望著王張警官，又疑懷地望望窗外。
窗外，明晃晃的太陽光透過玻璃幕牆反照過來，像後台上的追光燈一樣，定格在辦公室的窗戶前，直把遠眺的目光歸得雲裏霧裏，稀裏糊塗。
張警官說著，將那煙灰缸緩慢地移動起來，又點起一支煙來。終於，那玻璃的煙灰缸閃爍著耀眼的光斑，點燃起了張警官手中的煙頭。
張警官：老鄒，你瞧見了吧，嫌犯使用了狡猾的延後法哩。
鄒館長迷茫地望著張警官：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隻見張警官睒睒眼，狠狠吸了一口煙，意味深長地笑了。
7
婚禮之後，高羅佩完全收斂了單身漢時隨意泡妞的日子，一門心思悉心經營自己的幸福。
水世芳也談到：“在重慶的幾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幾年，我們去印度的蜜月旅行是很美好的。那個泰姬陵……太精彩了！但是，後來高羅佩和我不太喜歡印度人（如果可以籠統地評論他們的話）。他覺得他們太沉悶，常常很傲慢，幽默感很少。”
甚至，連印度人的眼光，高羅佩也留意到了：他們的目光那麼悲傷，眼神都那麼茫然！中國人就很不一樣，他們永遠硐笑容，目光炯炯。
除了使館的工作，高羅佩最感興趣的，不得數結識琴友，參加各種與古琴有關的活動了。這似乎與戰爭的時代氛圍很不合轍，然而，大後方就是大後方，是同正在交戰的地方截然不同的。
在高羅佩自己的記事手冊中，就詳細記載了在重慶的這類活動：
1945年2月9日：9點半與梁在平和楊大鈞一塊兒去了北岸，散步去楊少五的農莊，12點半抵達那裏，吃了午餐，與楊少五和石紹夫老先生一起古琴和琵琶。吃了晚餐，聊天，彈奏音樂，在書房裏睡覺。
2月10日：早上和楊大鈞一起在公園裏散步。很晚吃午餐，與大鈞一起訪問了潘天壽的美術學校，然後在學校裏拜訪了徐悲鴻。乘坐嘉陵江上的船返回重慶，5點和大鈞在北京酒樓吃飯，然後回家，很早就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