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學術論壇
第一章 心理失衡與行為傾斜的原因探析
心理失衡導致行為傾斜,指的是兩種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世界觀共存於一體,從而使作為行為主體的人由於其內心相互對立的人生觀和道德觀在並存中彼此消長,呈現出行為不一致、不連貫和不穩定的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的產生、形成、發展是由許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眾所周知,世界觀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人生觀作為世界觀的組成部份,積極地作用於世界觀。不同的人生觀有不同的利益原則,無產階級人生觀的特點是集體主義,把大公無私、舍己為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視為人生的根本意義和價值,把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而資產階級人生觀的最大特點和本質特征是一切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同時,人生觀也決定了道德觀的屬性,而具有強烈階級性和曆史特征的道德則是為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如古代的六德六行,即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姻、任、恤;社會主義社會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總之,一定形態的社會必然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形成主導的社會輿論力量來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使人們具有相應的善與惡、榮譽和恥辱、正義和非正義等意識概念,從而指導和控製自己的行為。但是,由於社會形態隨曆史的發展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各種觀念意識一經形成,便可以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不受時空的限製,因而建立在一定社會階段之上的思想觀念不可能割斷曆史的聯係。當行為主體同時接受對立觀念即矛盾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時,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按其內心萌發的動機和願望來決定自身的行為方式,指導自己的實踐。這樣,行為傾斜現象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還不都是完美無缺的,人們的思想境界、道德修養有高下之分;每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程度不同;幾千年封建社會的人生哲學、自私自利意識有時會沉渣泛起;長期以來滋長的不正之風還嚴重地侵蝕著社會肌體;特權思想、官僚主義有待進一步克服:改革開放中,西方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腐朽的生活方式及其資產階級價值觀相隨而入。對於這些,一些人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的指導,缺乏思想免疫機能,對蜂湧而來的各類政治思潮、各種行為準則和各種生活方式應接不暇,在自我意識的驅使下,在簡單的直線式的比較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落後意識和行為的影響,因而在言行中便體現出自相矛盾的價值取向。他們一方麵要求他人遵循共產主義道德,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另一方麵自身卻超脫其外。社會主義的法律、紀律、行為規範隻是衡量、製約他人的手段,而他們則在自我道德意識的調節下,按自我利益原則對社會作出反應,從而導致自身行為的傾斜。
作為行為主體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和帶有個性特征的心理行為定式是在現實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其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也是在自己所生活的環境中,在接受教育的過程和實踐中逐步形成,並以其特定的傾向指導自己的言行的。當然,作為客觀外界因素的社會環境,本身還具有大氣候和小環境的差異,不同環境對相同行為主體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透過行為傾斜的社會現象去分析人的主觀意識,可以得知:表裏不一、自相矛盾、言行相悖為矛盾的人生觀、社會價值觀所決定,矛盾的失衡心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有其產生、發展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諸多矛盾觀念、行為的影響下,人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逐漸形成。而失衡心態的傳播是通過傾斜行為危害社會的過程中蔓延的。這種失衡心態導致的行為傾斜現象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一些人在擁護黨的正確決策的同時,卻置國家、集體的利益於不顧,鑽政策的空子,在價格雙軌製中牟取私利,損公肥私。雖然造成這種結果還有其它多方麵的原因,諸如法製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有待進一步強化,經濟體製改革尚需深化等等,但從行為主體看,也就是一種行為傾斜現象。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社會環境作為行為方式產生的條件,直接影響和決定人的特定行為方式的形成。心理失衡的不一致,行為主體頭腦中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作祟和由於對共產主義理論理解的片麵性,導致了信仰上的不堅定性和行為的兩重性,這都是同在一定程度上用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價值觀進行自我設計,尋求實現自我,進行自我選擇相聯係的。這種選擇跨越了共產主義道德理想對自我的約束,思想上的矛盾使得他們歪曲了共產主義的道德理想。從社會比較的角度看,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得失、處境同周圍進行比較,在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隻要感到遜於他人,則易產生不公平感,這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曆史意識的沿襲。為獲得心理上的平衡。行為主體便采取有利於自己的措施或方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同時,隻要我們的工作出現不應有的失誤,那麼,消極、落後的思想意識就會卷土重來,在意誌不堅定的社會成員的潛意識中產生共鳴。隨著消極因素的擴散,社會的道德水平就會降低,道德感對人的約束作用就會削弱,這時人性的弱點就必然誘使其把道德行為規範和理想的信條作為自己手中的電筒,隻用來對照周圍的環境,而對自己置身於黑暗的地方卻全然不察。此外,由於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聯係的廣泛性,不良現象在未受到有效製止時,就會四處蔓延開去。因此,心理失衡導致行為傾斜的產生、傳播,是主客觀因素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
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去剖析其實質及危害,用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去調節和平衡心態,保持行為的一致性、穩定性和連貫性,通過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提高全民思想素質,強化行為規範對人的約束作用,從而使整個社會及其成員置身於道德輿論的監督和榜樣行為的引導之下。
第二章 青年期精神障礙形成的原因
1生物遺傳因素
一般來說,人的心理因素是不能遺傳的。個人作為整體與遺傳因素的關係卻十分密切,尤其是一個人的體型、氣質、神經結構的活動特點、能力與性格的某些成份等都受遺傳因素的明顯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精神病家族中,確實有較多的成員患有精神病或某些異常的心理行為表現。
2心理社會因素
①早期教育與家庭環境:對早期發展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單調、貧乏環境中成長的嬰兒,其心理發展將受到阻礙,並且會抑製他們潛能的發展。很多在成人期表現能力不足的個體往往是來自這樣的早期環境,另外,兒童早期與父母的關係以及父母對兒童的態度也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兒童如果能夠早期與父母建立和保持良好的關係,對其以後的社會適應和人際關係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父母的愛,支持與鼓勵容易使個體建立起對初始者的信任感與安全感。而這些是子女成年後與他人順利交往的保證;如果缺乏這種信任感和安全感,兒童會逐步產生一種孤獨無助的性格,難於與人相處,因而容易產生心理異常,特別是人際交往方麵的障礙,同時,對子女的過分保護和過分嚴厲,也同樣會影響他們的獨立性以及自信心的發展。
②生活事件因素: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的變動,也是一項預測身體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個體每經曆一次生活事件,他都要付出精力去調整由於這一事件的發生所帶來的生活變化。如果生活事件增加,那麼個體要適應這變化了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也需要相應的增加。因此,如果在一段時間內發生了太多的生活事件,個體的身心健康就會受到影響。也就是說他所遭受的心理應激就會增加。而心理應激的增加則會影響到個體的生理反應和心理平衡,從而對個體的軀體和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③心理衝突:心理衝突的產生往往發生於難於選擇的情境。這種衝突情境在很多情況下都會對個體的心理和軀體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心理衝突對個體的直接影響就是心理壓力,這種壓力往往會增加個體對適應環境的困難,對生活和工作也產生不良的影響。如果這種衝突得不到解決,對個體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特別是當個體的選擇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大而且自己又缺乏主見時,要做出選擇就比較困難,甚至會因此產生各種各樣的身心反應。
④特殊的人格特征: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格類型特征,這在人與人之間是千差萬別,但其中也有共同的方麵。它對人的心理健康有非常的影響,是在心理社會因素中造成心理障礙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是因為人們總是依其人格特征來體驗各種致病因素,並建立對緊張性刺激的反應模式。因而,特殊的人格特征往往成為導致某種心理障礙的內在因素之一。研究資料表明,各種精神疾病,特別是神經官能症往往都有相應的特殊人格為其發病基礎。例如,強迫性神經症,其相應的人格特征被稱為強迫性人格,其具體表現是謹小慎微,求全求美、自我克製,優柔寡斷、墨守陳規、拘謹呆板、敏感多疑、心胸狹窄等。
心理疾患的社會文化根源
人的心理疾患其成因是複雜的,不僅包含有生物因素、心理因素,而且還有社會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心理疾患無論在表現形式上還是在高發病的類型上都具有一定的人種文化特征,這是與中國人的自我結構、人格類型、文化習俗、社會化方式以及社會變遷等因素密切相關的。
由於每一種類型的精神疾病都對應著特定的人格障礙,所以精神疾病實質上是一種性格病變。在中國人的人格係統中存在著源自文化的人格弱點,如內傾性、人際敏感等等,這些性格特征使中國人在心理健康方麵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即中國人的心理疾患存在著文化上的病態基因。
一、中國人的心理健康概況
人群中的心理健康狀況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是在認知、情感、意誌、行為等方麵有明顯異常的精神病患者;其二是雖有神經係統活動異常並伴有心理和軀體不適症狀,但有自知力、判斷力而無嚴重精神紊亂的神經症患者;其三則是普通的正常人。實際上,在神經症患者與正常人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而在社會生活中,心理完全健康的人也並不多,絕大多數人是處於健康與病人之間的第三狀態。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隨時麵臨著產生精神障礙、出現心理失調的危險,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有人格缺陷以及心理調控能力低的人,將隨時有可能由正常人變成精神疾病患者。
在中國,精神病的患病率50年代初為2‰,70年代為7‰,80年代初僅15歲以上人口就已達105‰,現在達到126‰。這就是說,目前我國僅中重度的精神病患者就已有1000多萬。
神經症又稱神經官能症,指的是一組精神障礙,主要包括強迫症、焦慮症、抑鬱症、恐怖症、疑病症、癔症以及神經衰弱。神經症是患病率最高、影響麵最廣的一類精神疾病。據1992年的全國12地區精神疾病流行學的調查,我國神經症患病率為22.21‰。然而,近幾年來各地區的精神疾病流行學調查均發現,神經症在我國一般人群中的實際患病率不僅早已超出了這個比率,而且還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目前,神經症在各心理谘詢門診中均十分常見。據北京醫科大學附一和附三兩所醫院的統計,在1989年至1990年間就診於心理谘詢門診的病人中,神經症和各類心理障礙患者占59.4%。
廣東中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對在1984至1987年間就診於心理谘詢門診的患者進行統計後發現,各類神經症占69.86%,按比例排在前麵四位的是:焦慮症30%、強迫症19.02%、抑鬱症17.25%、恐怖症16.50%。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對1984至1985年心理谘詢門診的就診者進行調查,發現神經症占了58.6%,其中排在前四位的病症依次為強迫症27.69%、抑鬱症26.13%、焦慮症12.2%、神經衰弱86.4%。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主辦的心理健康谘詢中心統計了968名求詢者,發現患者有各類心理疾病的人占56.3%,其中神經症占34.70%,排在前四位的是:強迫症36.67%、抑鬱症27.57%、恐怖症18.79%、焦慮症93.9%。
除了北京、廣州、上海這幾個大城市外,其它各地區的心理谘詢機構都發現了一個共同的現象,即在所謂正常的人群中存在著大量的神經症患者,並以強迫症、抑鬱症、焦慮症及社交恐怖症最為突出。
二、文化缺陷下的神經症傾向
導致精神疾病形成的心理社會因素,遍及了人格、家庭、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麵,而心理異常最深層的根源則是來自文化上固有的缺陷。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本身就存在著促發心理疾患的病態基因。
在傳統文化的指導下,中國人的早期社會化多經曆四個方麵的訓練:依賴、求同、自抑、忍讓。這些訓練內容與強迫、抑鬱、焦慮、社交恐怖這四類神經症傾向的形成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依賴訓練是出於中國人代際間的相互依附關係。在中國的家庭中,代際間盡管在尊卑輩份上有明顯的劃分,但是在人格和自我上卻缺乏界限。因父代視子代為己身的延續,故不希望代際間出現斷裂,為此要訓練子代對父代的服從與依附。中國的父母們總要力圖保留下親子間的心理臍帶,以緊固代際間的聯結。由於兩代人的自我渾然一體,所以中國的父母們常常是早早就停下自身的自我發展以便全力幫助子女的發展,並以子代的成功為己身的自我實現。因而,中國的個體自出生起便要肩負著遵從家長、延續家族、光耀門庭、實現父母期待等重任,並隻能以父母滿意而不是自己滿意的方式去獲取成功,這使子代的自我始終沒有獨立發展的機會。所以,父代不僅是舍棄了自身的自我,同時也剝奪了子代的自我。在這種強烈依附的代際關係下所進行的依賴性訓練,使個體的自我總是處於萎縮狀態,同時也缺乏足夠的社會生存能力,由於個體的獨立性差、適應能力低,一旦在實際生活中麵臨無以依附的境遇,將不可避免地產生緊張焦慮、恐慌退縮等神經症傾向。
求同訓練是出於傳統文化中的從眾性。中國是一個不尚異的民族,求同即是墨守大眾的成規,抑製自我的異端。為了達到求同的標準,個體不僅要刻意追尋眾人的趨向,而且還要不斷地束縛自我。求同訓練的實質是非個性化,其結果必然導致刻板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故極易形成強迫性傾向,乃至構成強迫性症狀,如產生強迫性觀念或強迫性行為。
自抑訓練是由中國文化的自製性所要求的,自抑的內容則主要是那些被文化價值體係所貶斥的個人欲望,如對個人思想情緒的自我表現、對個人生存利益的公開追求等等。自抑訓練必然導致過度的自我控製,而神經症的最初傾向便是過度的自我控製傾向,這種自我控製是強迫性的,個體是身不由己地嚴格實行著這種控製。導致這種過度自我控製的文化根源,便是文化本身具有的壓抑性。正是文化的壓抑性迫使個體抑製正常的生物過程,抑製本能欲望的正常表達,使人的原始驅力達不到必要的升華或宣泄,從而引起焦慮不安、情緒抑鬱等神經症傾向。
忍讓訓練是由中國文化的自謙性決定的。在中國這個注重人際關係的社會裏,忍讓是保持人際和諧必不可少的能力,同時也是比自抑更強大的自製力量。對於中國人來說,人際關係稱得上是社會生活裏最重要的內容,每個人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是被消耗在人際關係的調和處理之中。至於如何掌握忍讓的尺度,以便在維護人際關係的和合性與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之間尋找平衡,則是每一個體都必須麵臨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是產生心理衝突及心理失調的一個重要的困擾源。
在中國人的人際交往中有著極為複雜的交往準則,如報大於施、禮尚往來;內外有別、親疏有間;和合為貴、避免正麵衝突;防人之心、不可輕信他人等等,正是這種錯綜複雜性,使不少個體對人際間的交往充滿畏懼。中國人的社交恐怖症其實質是畏於為人處世難,為人難是難在抑製自我欲求以達到文化設置的理想規範上,處世難則是難在人際關係的協調上。
中國的傳統文化為個體設計的理想自我過於完美無缺,使個體在實際中很難實現。在北京的一項麵向青年學生的問卷調查中,針對"您所推崇的與您實際接受的價值觀念"一問,答"很一致"的人占98%;"較一致"的占28.5%;"說不清"的人有21.2%;"較不一致"的有23.8%;"很不一致"的有14.0%,即至少有37.8%的人是處於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矛盾衝突之中。在"自製"文化的限定下個體將時時麵臨表現自我意願與遵從理想文化規範的內心衝突,而心理的矛盾衝突恰恰是神經症的核心,神經症正是由那些為緩和內在衝突而尋求妥協解決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心理紊亂。一般來說,越是具有複雜而刻板的理想化意向,就越是容易產生較嚴重的內心衝突,逐導致神經症。
當然,任何正常人都會麵臨內心衝突,如何判斷自己是否已患有神經症,按美國心理學家霍妮的判斷標準,即"個人是否感到這些衝突已成為他的桎梏和障礙,他能否正視這些衝突並直接地應付和解決這些衝突"。然而,對於個體來說,那些源自社會文化本身矛盾的內心衝突實難自行解決。在上述問卷調查中,針對"成年過程中的矛盾與痛苦"一問,位居前三位的選擇答案是:學校的理想教育離實際太遠"(52.8%);"社會風氣不好,人際關係複雜,自己感到難以適應"(46.6%);"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行為規範、價值觀念互相衝突,自己感到無所適從"(40.4%)。實際上,青年學生們內心的矛盾與痛苦,反映的是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失調,這種失調的根源是社會化過程中的矛盾與衝突,譬如,中國人的早期社會化過程缺乏對個體在環境適應、社會交往、獨立意識、自立能力等方麵的足夠訓練,而社會的實際生活又對個體在這些方麵的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就難免使諸多即將步入社會或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人產生對社會的恐懼心理乃至發展成為社交恐怖症。
綜上所述,中國人的主要神經症傾向均可從傳統文化中找到根源。強迫症是源自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的求同性訓練以及苛求完美的認知習慣;抑鬱症是源自文化對個體自我的過度壓抑與製約;焦慮症是源自依附性訓練以及傳統文化限定下的人際關係充滿戒備與敵意;社交恐怖症是源自文化對個體的社交能力要求過高,對人際交往中的應變性要求得過於複雜。
毫無疑問,我們的文化存在著許多有背人性正常發展的內容。因此,個體的許多心理壓力是由文化帶來的壓力;個體的某些心理失調是源自文化本身的失調;而個體的諸多心理缺陷則是根植於文化固有的缺陷。
三、中國人的人格弱點
在導致心理疾患形成的諸多因素中,人格因素的影響最為直接。實際上,每一種精神疾病都對應著特定的人格障礙,而具有人格缺陷或人格弱點的個體則最易出現精神方麵的病症。精神疾病特別是神經症,其實質是一種性格病變。
性格的紊亂和變態是一個潛伏發展的緩慢過程,多形成於童年時代。對於個體來說,早期環境如若不利,所產生的各種異常心理被不斷強化,最終將凝結為一種性格基礎。這類性格本身並不構成神經症,但卻是適合神經症滋生發展的溫床,即構成神經症傾向或神經症趨勢。
在"自製"文化下生存的中國人普遍欣賞的性格是老成穩重,包含有知足、忍耐、不輕舉妄動、不好衝動、感情不外露、言語不多、責任感強等成分。概括而論,中國人的理想性格具有內傾性,而內向性格與精神疾病之間的密切關聯卻是極為明顯的。據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對25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進行研究分析,發現內向型性格者占78.93%,湖南省精神病醫院對102例首發精神分裂症的大學生進行研究分析,發現內向型性格占62.75%。全國還有許多地區的精神衛生係統也作了同類的調查,並得出了相同的結果,說明"內向"是精神疾病的一個重要的性格特征。看來,具有內傾性國民性格的中國人在心理健康方麵有著先天的不足。
關於中國人的人格弱點,在全國市民調查中發現,主要有三項:保守(36.5%)、順從(34.5%)、愛麵子(28.0%)。另外,在中國民族性調查中發現,人們認為中國人的最大缺點是"自私自利、虛偽嫉妒"(45.2%),其次是"家族至上、權威主義"(20.3%)。
將中國人的人格弱點進行歸納並分析後,發現與人格障礙相近的弱點主要有五大方麵:守常求安、懼怕風險;依賴性格,易受暗示;喜好猜疑、虛偽嫉妒;他製他律、人際敏感;家族泛化、權威主義。
在中國人的人格品質中,追求平穩、懼怕變化的特點是比較突出的。據1985年7月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進行的一次全國範圍的問卷調查,針對"生活方式"一問,有79.8%的人選擇的是"生活平穩,但增加收入的機會少";隻有18.6%的人選擇的是"生活不平穩,但增加收入的機會多"。中國人的求穩心理可以說是表現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麵,職業要穩定,要有鐵飯碗;婚姻要穩定,不管是否有感情都要白頭偕老;朋友關係一旦建立,就要維係終生;血緣是永恒不變的,所以中國人特別看重親子關係及親緣關係圈。守常的性格特點使中國人對各種變化往往難以承受,婚變、職業變動、友情破裂、家庭糾紛等生活變動都可以作為重大應激事件而使個體失去安全感,失去心理平衡,產生焦慮與恐懼症狀。另外,守常的生活方式也使個體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刻板性,故極易導致強迫型人格障礙。
中國人對"安全"的需求,包括了身體安全與心理安全,珍惜既得利益而不輕易冒風險是為了保證"身"的安全;重視人際關係的和合則是為了保證"心"的安全。人們在人際交往中的自我壓縮、將個人欲望減少到最小限度,是為了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敵視以獲得心理的安寧。有的個體為了心安而不惜躲避人群,減少人際接觸,以便達到避免人際摩擦和人際衝突的目的。如此陷入到孤獨之中的個體,往往因既要回避他人,又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關心而產生難以擺脫的焦慮與難以緩解的內心苦悶。因此,求安的性格特征易使個體出現心理自卑、行為退縮以及對人世的回避態度,故極易患回避型人格障礙和社交恐怖症。
依賴性強也是中國人的一大性格特征,其根源在於早期的依賴性訓練。按照中國的育兒習俗,兒童從小與成人一起睡,少則到四五歲,多則到十幾歲。身體與生活上的過度相融,使代際間根本不存在個人空間,這種家庭成員交往無自我界限的生活方式,使個體的人格從一開始就朝著依附的方向發展。在中國,子女的學業和職業多是由父母幫著選擇,據武漢市對待業者的調查,發現青年人的擇業方向主要是家長的意願,完全靠自己確定擇業方向者僅占0.6%。作為國民性格,國民對國家的依賴也是顯而易見的,有調查表明,僅青年人中就有65.6%的人認為"國家應該照管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麵"。不難發現,強烈的依賴性使中國人具有易患依賴型人格障礙的性格基礎。
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個體的人格塑造注重於無個性的求同訓練,其結果使中國人普遍具有從眾性強、易受暗示的性格特點,而暗示性高卻是癔症患者重要的性格特征。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都曾出現過流行性癔病,其原因除了有愚昧迷信、文化素質低等文化因素以外,還有暗示性高、從眾性強等人格因素。
從"中國民族性"的調查中發現了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即中國人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評價相差非常大。如對自己實際人格的評價位居前五位的是:仁愛、理智、忠孝、勤儉、進取,而對他人實際人格的評價是:實用、功利、中庸、嫉妒、私德;對自己人生價值的實際評價位居前兩位的是:人品、知識,而對他人的評價是:金錢、地位;對自己搞好人際關係的實際評價位居前兩位的是:人緣、業績,而對他人的評價是:奉承、和事;關於改變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論及自己是首選"才幹",論及他人則首選"權勢"。很顯然,中國人是喜於標榜自己、貶損他人,評價自己時多用美譽之詞,而評價他人時則多含詆毀之意。從中不難看出中國人的兩大人格弱點,其一是極度地猜疑和不信任他人,總認為別人居心不良、動機不純、品行不端,這些都是偏執型人格障礙的典型症狀;其二是理想自我與實際自我相差太大,即人格具有雙重性。問卷中所反映的"實際自我"其實隻是人們心中的理想自我,而所謂的"實際他人"卻恰恰是人們真實的實際自我。譬如,"嫉妒"被普遍視作他人的人格特點,其實卻是中國人的通病,而"嫉妒"也是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一個特有症狀。
人際敏感可稱得上是中國人最具本土特色的性格特征,其根源在於中國人具有他製他律的他人取向,個體對自我的判斷往往取決於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而自我感覺的良好與否則完全依賴於人際交往的結果。對人際關係的注重、對獲得他人好感的追求,使中國人普遍存在著對來自他人指責的恐懼。因此,他律人格與焦慮情緒密切相關,如許多個體在公眾場合極怕說錯話、做錯事,對自己的言行表現嚴加控製,這是"表現焦慮";不少個體在別人麵前總要刻意修飾,生怕暴露自身的缺點,這是"缺點暴露焦慮";有的個體則一麵對父母、師長、上級就不自在,不坦然,這是"地位焦慮"。總之,他製他律的人格特征易於使個體在社會交往中產生焦慮心理乃至社交恐怖心理。除此之外,他律人格也易於導致強迫型人格障礙。因為,他人取向使個體在敏感於他人態度的同時也不斷地、強迫性地審查自己的過失,為了能獲取他人的好評,個體將不可避免地極端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適當,其結果必然是謹小慎微、顧慮多端、生怕出錯,而這些表現則都是強迫型人格障礙的典型症狀。
"權威人格"被用於表征一種性格組合,其主要特征為:(1)因襲慣例,遵循習俗;(2)習慣於服從權威,特別是理想化的道德上的權威;(3)好攻擊違反習俗與破壞陳規的人;(4)迷信、特別相信命運;(5)思想刻板,愛用二分法;(6)重視權力,追求權勢;(7)不信任他人,總懷疑別人居心不良;(8)嚴格刻板,缺乏情趣。顯而易見,這八項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傳統性格大多吻合,說明中國人的確具有十足的權威人格。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將權威人格的這八項性格特征與各類人格障礙的症狀進行比較後,發現權威人格酷似於強迫型和偏執型人格障礙的基本症狀,說明具有權威人格者易患強迫型和偏執型人格障礙。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的性格組合中包含有導致強迫型和偏執型人格障礙的基本性格成分。
從中國人的人格弱點來看,中國人最易形成四種類型的人格障礙:強迫型、偏執型、依賴型、回避型。另外,從中國人的人格組合來看,其中包含有諸多導致內心衝突的矛盾成分。當然,矛盾的人格是由矛盾的文化構成的,譬如,傳統文化在培養了個體的從眾性、依賴性,要求個體時時與他人保持一致的同時,又培養了個體對他人的不信任感、時時與他人保持嚴密戒備的心理距離,從而使個體具備了既從眾依賴又內向孤獨,既注重人際關係又在內心中對他人充滿冷漠與敵意的矛盾人格。由人格矛盾構成的內心衝突也是屬於個體難以對付、難以解決的衝突,遂成為誘發神經症的一個重要根源。
四、社會變遷與心理壓力
改革推動了社會變遷,而社會變遷作為重大的應激源將不可避免地給每一個體帶來心理衝突和心理壓力,如文化移入的壓力、價值衝突的壓力、生活事變的壓力等等。對於務實而又守常的中國人來說社會變遷帶來的最大心理壓力是穩定的生活方式被拋棄,原有的安全感在逐漸喪失。由於穩定性和安全感是中國人傳統生活方式中最基本的內容,所以對改革產生了各種心理憂慮。
據中國社會調查係統對全國353個城市的一萬多非農業人口的抽樣調查,發現有57.7%的人擔心失去醫療福利保險,有36.1%的人擔心失業。另有調查表明,84.1%的企業職工認為"還是現在這種養老、看病有保障的製度讓人放心"。看來,人們對改革最大的擔憂還是來自生活保障方麵,麵對社會變遷,人們出現了恐懼與拒變心理。
盡管目前社會變遷的速度很快,但是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心理定勢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性質的轉變。據全國八大城市意願調查,各城市待業人員在職業選擇上仍以全民所有製為主,如北京、武漢為75%,而沈陽、天津、西安則均為88%。顯然,以人們現有的保守心態,對於某些改革措施將很難具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也必然會因社會適應不良而形成各種心理障礙。
改革雖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使人們物質需求求得到了滿足,但隨著社會各類矛盾的增多,人們的心理問題也大大增加。據天津的一項社會心理調查,有63.8%的人感到"原來不煩惱的事情,開始使我煩惱";有49.7%的人感到不能集中精力做事情;有44.1%的人覺得自己有很多話沒有合適的機會說;有37%的人感到泄氣;有32.9%的人感到孤獨。概括而論,社會變遷給人們帶來的異常心理主要有迷惘、恐慌、失落、嫉妒、思維紊亂。這些異常心理症狀多是由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的衝突造成的,如現代觀念提倡求變、求異、競爭、獨創;而傳統觀念卻主張求穩、求同、忍讓、依賴。
變遷所需要的心理動力是好奇心與冒險精神,這些心理素質都是中國人所缺乏的,而中國人所富有的守常、依賴、退縮、抑製等人格特征卻恰恰是阻礙、抵製變遷的心理缺陷。因此,社會變遷不僅是衝擊了人們固有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衝擊了人們固有的人格結構。從誘發精神疾病的角度來看,社會變遷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壓力及心理衝突其實質是新舊文化、新舊價值觀的衝突,並直接表現為現代人格結構與傳統人格結構的衝突。
五、精神疾病與自我結構
心理疾患不僅在起因上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製約,使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易患不同種類型的精神疾病,而且即便是同一類型的精神疾病,具有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也將表現出不同的症狀,據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同樣是抑鬱症,華裔美國人主要呈軀體症狀,如頭疼、失眠等;日裔美國人則更多顯示出人際關係方麵的失調,如不想與人交往、總想孤身獨處等;而高加索裔的美國人則更多地表現為存在方麵的憂慮,如覺得活著沒有價值、生活失去意義等。
精神疾病的軀體化現象在中國人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據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統計,在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間就診於內科普通門診的2377名患者中,精神障礙(包括神經症)檢出率為37.48%至38.16%,即在內科門診就診的病人中有近40%的人患有精神疾病。這種現象在其它各醫院裏也都很常見,幾乎所有的內科門診都會發現大量的神經症患者。這些患者就診於內科而不是神經精神科,除了不知所患疾病屬精神疾病外,主要還是由於軀體症狀比較突出,其中最為常見的病症就是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這個病名作為神經症中的一種類型,仍然在我國被延用,但是美國精神病學會早在1980年就已取消了這一病名,認為神經衰弱屬抑鬱症。從我國臨床情況看,神經衰弱多可劃歸為抑鬱症或焦慮症。譬如,不少人在學習、考試的壓力下出現了頭痛、失眠等症狀,多被視作神經衰弱,其實這是個體因懼怕考試而產生的緊張焦慮的病症。中國的醫學界繼續保留"神經衰弱"這個病名,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更敏感於軀體症狀而不是心理症狀,同時也缺乏對心理病狀的描述能力,而"神經衰弱"早已被大眾劃入了內科範圍,並被作為腦力勞動過度的代名詞,因此,對精神疾病充滿恐懼與歧視的中國人對"神經衰弱"卻另眼看待。
精神疾病的表現形式是因文化的差別而各不相同的,其根本原因是在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有著不同的自我結構。西方文化培養的是"個性化"的自我結構,自我具有獨立性、自足性及可分化性,這使個體把能自我作為客體來認識,而當個體能夠以客觀的方式來認識自我時,一旦陷入抑鬱狀態,就容易出現孤獨寂寞、自我分化等與生存意義有關的情感體驗。相比之下,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非個性化"的,中國社會的社會化過程培養了個體很強的群體歸屬感。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自我"不會是一個客體,而隻能是一個主觀過程。因此,當中國人處於抑鬱狀態時,大都進入不到存在意識與情感需求的層次,故難以出現那些人格化的情感體驗。由於中國人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存在著喪失自我意識的痛苦之感,所以中國人的抑鬱體驗不是關注於人格的內部狀態,而是關注於軀體狀態。
中國人是重視養身的,軀體患病會換得他人的同情與關懷,而精神上的尉藉則可起到調節心境、緩解心理疾病的作用。另外,對於軀體有病的人,無論是他人還是患者本人都會放鬆要求,這使得處於緊張衝突、焦慮不安狀態下的心理疾病患者能夠借機休養生息。所以,從實際效果來看,中國人是通過"養身"而達到"養心"的目的,可謂因病獲益。相反,心理患病往往換來的是他人的歧視、嫌棄、不理解等不良反應,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加重病情的發展。因此從無意識角度來看,"軀體化"是中國人逃避心理困境、逃避精神疾病的一種方式。
東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意識水平是有差異的,這使我們對事物的自我感受大不相同,並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現實。因此,無論是心理疾患的起因還是其表現形式,都帶有深刻的文化烙印,正是文化滲透到了人們的心理體驗之中,同時也左右了人們的心理活動。
第三章 中小學心理障礙與對策
目前,中學生離家出走、輕生厭世問題已經作為一個嚴肅的社會性研究課題越來越引起社會各方麵的矚目。
一
最近,轟動沈陽乃至全國的沈陽飛機製造公司第四中學初一·二班的六名女學生集體出走,就是明顯的一例。不僅如此,僅就沈陽市南站公安派出所統計,1991年短短的一年時間,就接待了省內外前來尋找出走子女的家長百餘人次,發現並送回離家出走的少男少女們80多人。1993年5月9日,沈陽市第一一六中學初二·二班女學生趙靜,因不遵守課堂紀律,被老師批評後,從三樓教室窗戶跳下,摔成重傷。另外,該市在1992年6月份,一個月之內,在一個區竟有兩名初中學生跳樓自殺,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
據了解,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國各大城市,每年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二
中學生上述行為,不是簡單的德育問題,從臨床學角度來分析,係屬於"青春性脫逸",是心理障礙的表現。
所謂心理障礙,是指一些非正常的心理活動和心理狀態。中學生常見的心理障礙主要有以下幾種:
1情感障礙
主要表現為情緒不穩定,自我調解、自我控製能力差和感情反常。情感障礙主要有兩種形式:①激越式。即情緒高漲、易激惹,易衝動,喜怒無常,受到刺激後,情感引發反應失調,常常出現一些異常事件。這方麵男學生居多。②低弱式。感情脆弱,情緒低沉,焦慮、恐怖,怕這怕那,一遇外界打擊,精神就承受不了,就會出現意外的現象。這方麵女孩子為多。
2意誌障礙
表現為人的意誌薄弱,缺乏行為的目的性和一致性。它可分為:①意誌缺乏,行動放任自流,辦事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缺乏主見和常遠的眼光,誰說都信,別人給他出壞主意他就幹,很容易上當受騙。②意誌倒錯,意向矛盾,目的與行為相違背,明知不對,硬要堅持。多在無意義、無價值的事情上表現出頑強和固執。
3智力障礙
主要表現在智能活動上的不協調和低能。主要有:①記憶障礙。記憶亢進、缺損,記憶力衰退,好遺忘。考試焦慮,學習成績低下,厭倦學習生活,對前途喪失信心,悲觀厭世。②思維障礙。思維貧乏,判斷、概括和推理的能力差。雖然學習刻苦,但是學習成績仍然很差。這樣的學生往往情緒低落,心情煩躁,自卑感也較強。
4人格障礙
是指人格的發展內在的不協調,即在一種或幾種人物特征的強度上超過了正常範圍,出現的情緒反應、動機和行為活動的異常。①偏執人格。表現為異常固執,自我評價過高,心胸狹窄,嫉妒心強。在學習、生活中我行我素,無所顧忌,經常和老師、同學發生摩擦,人際關係緊張。②反社會人格。表現為思想、信念和行為常與社會相矛盾。總以相反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人和事,並從社會的消極方麵找出自己錯誤行為的根據。別人什麼都不對,隻有自己對,什麼都看不慣,經常與學校和老師對著幹。
三
中學生心理障礙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
1中學生自身的弱點
(1)人生觀、世界觀還未形成。青少年正處於身心發展發生巨大變化階段,這一時期正是半成熟、半幼稚、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時期。人生觀、世界觀還未形成。盡管他們的大腦發育較快,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但他們的大腦皮質的控製能力還比較差,植物性係統容易出現爆發和劇變狀態,不善於用理智控製自己的情緒。他們年齡小,閱力淺,知識淺薄,缺乏社會實踐經驗。因此,在處理問題上,比起成年人來還很不成熟。辦起事來很容易欠考慮,顧此失彼,甚至是不計後果。
(2)心理結構缺陷。人的心理是由各種心理成分組成的一個多層次、多側麵的統一體。青少年心理各種成分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心理結構還不健全。比如:有的學生認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意誌還不堅強,經不起外界的誘惑和打擊;有的學生的世界觀是正確的,然而情緒還不穩定,衝動起來非常強烈,一發不可收。這都是心理結構缺陷的具體表現。
2社會消極因素的影響
當前,社會上陳舊的風俗、習慣死灰複燃;凶殺打鬥的影視天天在播放;格調低下的書刊充斥著文化市場;舞廳、酒巴隨處可見......這些無時無刻不在腐蝕著青少年。中學生感情豐富,辨別是非的能力還比較差。一旦引起他們興趣,產生了共鳴,將會不計後果,做出讓人難以置信的傻事來,這是人們所熟知的。此外,社會上的以權謀私、以權代法、行賄受賄、拉關係、走後門等不正之風,對孩子心靈的影響也相當嚴重。在這種強烈的不正之風的侵襲下,很多中學生心理失衡。有的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有的抱怨自己未生在好的家庭,父母無能。有的悲觀失望對前途喪失了信心。
3家庭環境的不良
父母溺愛的教養方式與專製主義的教育方法,特別是破損的家庭結構,是導致中學生心理障礙的重要原因。家庭結構破損是指家庭結構的自然不正常。它會使中學生產生強烈的心理失衡。表現為情緒不穩,一遇挫折和打擊,很容易出現意外。
4學校教育的失誤
(1)重智育、輕德育。受片麵追求升學率的影響,很多學校對德育缺乏應有的重視,製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不做過細的思想政治工作,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導致學生思想混亂,組織鬆弛,紀律渙散,問題成堆。
(2)教育方法不當。目前在中學裏教師當麵諷刺、挖苦、疏遠學生,轟學生出教室,攆學生回家找家長以及打罵、變相體罰學生的錯誤做法相當普遍,更使人心悸的是時下的罰款風也吹進學校。對學生的遲到早退、上自習說話、課間打鬧、不掃除、不掃雪等等一律罰款,少者幾角,多者十幾元。表麵上似乎有些效果,其實學生口服心不服。在孩子心靈的深處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造成了師生關係緊張,感情對立。
(3)不良的校風。事實表明,學生離家出走、輕生多出在一般學校,特別是校風較差的學校。因為校風是學生發展的重要心理環境。好的校風可使人心情舒暢,催人奮進;相反,差的校風會使人心灰意冷,萎靡不振。學生考入一般中學,特別是校風較差的學校,立刻感到低人一等,前途無望。某些學校領導置這種現實而不顧,工作疲疲遝遝,飽食終日;教師工作水平低,勾心鬥角,缺乏職業道德;學生打架鬥毆,滿嘴髒話;教室不像教室,操場不象操場。沒有任何事情使學生心理激動,他們學習不下去,轉學沒門子,必然產生自卑感和失落感。在不良的誘因下,做出越軌的事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