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在工作中,不講究誠實守信,都將被人們所唾棄。誠信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品質,養成誠信的習慣,是為人為事的基礎,是青年人要成大事者必備的要求之一
*誠信是做人準則
以誠待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講信義又是為千百年來正義之人所讚賞的誠信,已成為做人的準則之一。中國人把誠信立為處世之本,崇尚誠信。青年人做人做事,也要講"誠信"二字,養成誠實守信的習慣,在事業上用這種習慣來工作,方可遷應人們的這種心態和中華的傳統美德,在競爭中取得勝利。
魏晉時有個叫卓恕的人,為人篤信,言不宿諾。他曾從建業回上虞老家,臨行與大傅諸葛恪有約,某日再來拜會。到了那天,諸葛設宴專等。赴宴的人都認為從會稽到建業相距千裏,路途之中很難說不會遇到風波之險,怎能如期。可是,"須臾恕至,一座皆驚"。由此看來,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正是說明了誠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說:"天地為大點,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做到內心誠而無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並取信於人的人。
中國人特別崇尚忠誠和信義,因為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而"信、知、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這和西方的契約精神有所區別。中國是靠禮義行事的德治國家,言行靠自律與自省。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法和刑是同義的,因此遇到問題不是靠打官司去解決,而是靠協商解決,在相互謙讓的基礎上通過調解達到一致,不希望鬧到"扯破臉皮""對簿公堂"的狀態。有些受騙上當的人往往在事後是采取忍讓和不再交往的辦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並未改變,依然堅持用誠信的態度處世為人。靠道德的約束而忽視法製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的文明的發展而被推進,而在人們相互的交往和所發生的關係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中華民族的道德史中對人的要求是任何一個別的民族也難以比肩的。青年人要成大事,就要做到誠摯待人,光明坦蕩,寬人嚴已,嚴守信義。隻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和支持,從而為事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做人的美德。與朋友交要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謹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因為人們均是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就能嚴守信義。《莊子·盜蹠》上講有個青年叫尾生,與某女子相約於橋下,女子未來,大水突泄,這青年竟抱梁柱而死。
範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裏。式謂元伯曰:"後二當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約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實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裏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真理、正義和公平亦是誠信的原則和標準。如《管子》雲:"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朱熹也說,人與人要約"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義,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這就是說"輕諾寡信則殆"。在動蕩的社會中,人心叵測,因而背信棄義的事也是經常發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張儀蘇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戰國的"盟誓"之風,其無信義可說是朝令夕改,一日三變。因此,"求事"、"要約"、"做人",信與不信,當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義;不合理、義,就如孔子所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輕言寡信,如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這種不合理義的迂腐誠信,隻能是有害無益,連古人也已有非義,今人又何足取?在解決民族、國家、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文、文化、生活等方麵的矛盾,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提高民族凝聚力,振興國家,安定社會,親睦家庭方麵誠信美德均起了非常積極作用。如周公恪守臣道,匡扶幼主,忠誠不渝,雖有流言,誠信不懼;齊桓公夾穀之會,許返魯地,信及諸候,因而成就霸業;晉文公楚地得信,遵守諾言,退避三舍,成為千古美談;鄧訓、種世衡以誠信扶慰諸羌,諸葛武候鞠躬盡瘁,並七擒孟獲安撫南方,邊疆的穩定和民族的安居樂業均是由誠信取得的;陸抗、羊祜,互為敵國,而能以誠相待,各自保境安民;朱暉、範式、卓恕一諾必踐,不讓季布。至於曾子殺豬取信於6歲兒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對於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念和民族精神的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是人人傳頌的美德,也是青年人應該養成的習慣,繼承和發揚這些優秀的東西,並在自己的前進之路上支用起來,對待身邊的人和事,相信這樣的青年人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青年人要成為事業中的先鋒、領頭人,就要有過人之處,不但智慧上如此胸襟上品德上更要如此。隻有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人才會以誠信為本,做一個正直的成功者。
做這樣的人,首要的是敢於直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誇大,不縮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見人隻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是世故圓滑,近似虛偽。說空話,說假,騙人,奉承話,是詭詐阿諛。這些都是與坦率直言相對立的,是為人所不齒,所厭惡的。
坦蕩磊落,本於正,本於誠。坦率誠直的準則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證亦是坦誠。在公正忠誠基礎上的直言、爭鳴、勸諫,才能直而不狡,鳴而不詭,勸而不害,才能起到堅持真理,弘揚正義,抑不平,除邪惡,糾謬誤,去詭詐,匡扶正義的作用。否則,沒有標準,就會如孔子說的"直而無禮則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所適從的局麵。或者會借爭鳴而嘩眾取寵,假直言而互相攻訐,爭權奪利,則屬於做人的不坦白之處。
在中國古代,對於君臣關係的處理上一個人的坦白襟懷更起著巨大作用。荀子《臣道》中講: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謅。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者,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忠,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實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蠱主惑君以為己賊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幹、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西方人常講: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中國人也是這樣,忠君在其次,為國為民才真正的忠。"從道不從君",做人做臣就要光明磊落。由於漢武帝脾氣不好,同時又是好大喜功而又喜歡征伐的人,所以大多數的臣子對他是極力討好。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這樣,被世人傳為佳話。
汲黯在武帝時官至右內史,列於九卿,屬於權臣。性情倔強耿直的汲黯容不得壞人壞事,所以往往是有話當麵說,不徇私情。當時,大將軍衛青的姐姐是皇後,汲黯見他時也不下拜。有人勸他:"大將軍這樣尊貴,你不可不拜。"汲黯就說:"就因為大將軍有一位見著他不下拜的客人,他便不尊貴了嗎?"讓勸他的人聽人也感到很難堪。武帝常常招集文學儒者,在一起說一些仁義道德的話。有一次朝會時,汲黯對武帝說:"你內心裏有那麼多滿足不了的欲望,口頭上卻說什麼要行仁義,像你這個樣子難道也想像唐、虞那樣使天下大治嗎?這一番話弄得武帝不僅無話可說,而且連臉色都變了。在場的所有人不禁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武帝沒說話。下朝後,武帝對身邊人說:"真厲害呀!吸黯這股子憨勁"。有人責備汲黯不該這樣做。他說:"天子設置公卿大臣輔佐他治理天下,難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諾諾,惟命是從,隻會阿諛奉承,把他往錯路上引嗎?我們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應盡職盡責,如果人人明哲保身,國家會是個什麼樣子?"所以,連武帝也說:古代有所謂社稷之臣,像汲黯這樣子的大約也就差不多了。不僅曆史上的有這些人,現代社會中的老一輩革命家諸如陳毅元帥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時,亦是仗義執言,對林彪一夥反革命兩麵派,大力反對,他做詩道:
大雪壓青鬆,
青鬆挺且直。
要知鬆高潔,
待到雪化時。
充分表明了革命者崇高的情懷與坦蕩的人格。
那些做到直言,襟懷坦白的人往往是有著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在古代中國,為了維護真理,堅持正義,保證國家社稷的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顧個人安危而敢於犯顏抗爭者不在少數,如比幹、伍員、朱雲、張綱、陳蕃、魏徵、寇準、包拯、海瑞、左光鬥、顧憲成等。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傳承者,他們所有的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敢以直言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要求,同時亦體現了民族精神剛直不阿的本質屬性。
曆史上的先人們為青年人做出了榜樣,我們不能丟棄這樣的美好品質,所以要養成誠信的習慣,坦蕩做人,在追求理想和事業的道路上襟懷坦白做事光明磊落,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為自己營造良好的發展空間。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即多檢查自己而少指責他人,從而遠離怨恨這句話是相當有道理的。唐武則天時,狄仁傑應召回京,被任命為宰相,與當朝宰相婁師德共同輔政。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是由婁師德全力舉薦的。相反,他老覺得婁師德事事從中作梗,甚至懷疑前一時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與婁有關。因此他常在武則天麵前指責婁師德的不是。對此武則天大大不解,終於有一天,她向狄仁傑詢問道:"婁師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傑嘲諷道:"他帶兵戎邊時倒有過戰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說。"
"那麼他有沒有善於發現和舉薦人才的能力呢?"武則天又問。狄仁傑幹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對此,武則天微笑地拿出一份東西給狄仁傑看。看完後,狄仁傑不禁麵紅耳赤,原來那是婁師德的奏折。狄仁傑感歎道:"婁師德度量這麼寬厚,我還處處疑心他,真是慚愧。"此後他主動接近婁師德,倆人關係日見親密,共同輔政,相處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則天告訴狄仁傑有人告了他的狀,問他願不願意知道是誰告的。狄仁傑回答:"願聞臣之過,其他的是不該我知道的。"武則天對他這樣寬以待人的胸懷很感動,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而狄仁傑也常注重向朝廷舉薦人才,如桓彥花、敬暉、竇懷貞、姚崇、張柬之等人,位至公卿宰相者有數十人之多。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交往中出現的矛盾的道德準則之一是寬人、容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容人就要容人之過。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學習以及交往中,隻有相互協調、寬容,才能很好地相處。誠然,每個人身上均有優點,但不可否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的令人討厭。這時如果能夠待人以誠、待人以寬,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就會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爭一時之短長。俗話說:緊逼半尺山窮水盡,後退一步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