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現代化中的文化選擇與傳承
第1章 序
曆史總是流動的、具體的。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從許多方麵都可以看到曆史的相異性和同一性。如果看不到古與今的差異和區別，那在現代化進程中，就根本談不上對文化的選擇與傳承。文化的積澱也有其自身的規律，千萬不可認為它們是固有的模式，那就曲解了曆史。曆史是不能割斷的。如果認為曆史沒有同一性，那麼人們研究中華文化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那也談不上對從古到今的中華文化的選擇與傳承。思想文化的發展就是相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正如睿智的哲人所言，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
中國文化是一個演進著的生命之流。從其源頭中的優秀文化基因到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文化，再到現代新文化，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揚棄自身的曆史過程，在這裏，"傳統"不單是"過去時"，而且還是"現在時"和"未來時"。"傳統"成為流動於過去、現在、未來這一整體時間中的一個"過程存在"。文化是人類適應自然的一種生存方式，人類通過勞動創造了文化，再通過文化求得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和發展。這種適應從傳統到現代，表現都是積極的、創造的、連續的。它反映的是曆史的進程，人類的進步，文化的承繼，文明的發展。因此，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選擇與傳承，也就是適應與創新的過程。研究中華文化特別是現代化文化就需要有曆史辨證的觀點。今天與未來的文化傳承不隻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翻版。沒有科學的繼承，便談不上科學的發展。同樣如果沒有創新，所謂繼承便失去了意義和基礎。
麵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現代化中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實質是人文精神在現代的重新體現。現代人文精神的產生，是其按自身規律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方位去演變和生成，去轉型和重建，去裂變和整合。現代化作為傳統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文化重建的創造過程，在現代科技的激蕩下，"傳統"通過自身的選擇、調整、變更，而實現其創造性的轉換。現代化既是人類曆史進化的趨勢，也是民族文化進化的產物，它在轉化出普遍的現代功能的同時，也存留著傳統體製的特質。因而，現代化是一元與多元的統一。
第2章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精神的缺失與生成
文化精神的延續積澱即形成傳統。文化傳統就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曆史實踐活動中積累而成、曆代相傳、相對穩定的文化因素，它是決定文化及其類型形成、延續、發展或停滯的相對穩定的內在要素，也可以說是社會、民族或區域文化的"遺傳因子"。
麵對步入新世紀的中國社會，由於市場經濟的建構而正在經曆著深刻的價值衝突與文化裂變：多元的利益和多元的需求正在驅動著大眾層麵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相對獨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變；現代的多重文化精神正在促使精英層麵的人文知識分子把探究的目光聚焦於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的衝突、裂變與轉型或重建問題。這表明中國的現代化正在走向深化，從技術操作和經濟運作層麵進到價值重建和文化轉型的局麵。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型過程，麵臨著西方現代化所遠不具有的特殊困難。文化的積澱與其保守的惰性成正比，而文化的成熟專化則與其適應環境的能力成反比。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世界上最老到圓熟的農業文化類型，其在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具有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具有的難度。然而，中國現代化所麵臨的重要困境之一，正與這一文化精神的生成狀況相關。從目前中國社會所經曆的大眾層麵的價值觀念的衝突和精英層麵的文化精神的裂變中，以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為本質的自由自覺的、理性的、契約的現代化文化精神並沒有作為無可爭議的首選文化精神而勃勃生成，由此導致了中國現代化的主導性文化精神的缺失。這是一個嚴重製約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探究中國現代化主導性文化精神的缺失問題，並揭示現代化文化精神在中國現實條件下的生成途徑。
1.中國現代化內在文化精神的缺失
現代化是當代世界最普遍的時代主題，它構成了一條使人類大多數民族步入其間的世界曆史變革之鏈。這一十七、十八世紀發軔於西歐和北美、而後漸次擴及全世界的社會變遷過程，範圍及於經濟、政治、觀念等社會生活的各層麵，標誌著人類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世界性社會變形。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下引發的。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現在中國近代的落後性上。反觀中國目前正在展開的現代化進程，就會發現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雖然現代化作為一種理想的價值目標和實踐奮鬥目標在中國已有百餘年的曆史，但是，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的相互結合為內涵的工業文明或現代化的主導性文化精神始終沒有作為無可爭議的價值得以真正的確立。不僅如此，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80年代文化啟蒙而初步生成的人之主體性在90年代市場經濟建構、現代化處於十分關鍵的時刻非但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反而呈現出某種走向消解的征兆。
從總體上看，造成中國現代化內在文化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現代化所處的特殊的曆史定位，這是一個分析中國現實問題萬萬不可忽視的因素。基於傳統宗法農業經濟的中國文化本身是個自足的文化係統，它以其文化的高度專化和對環境的高度適應性，而成就為舉世無雙的輝煌的農業文明。然而一種文化內在的潛能一旦發揮到極限狀態，並達到對環境的完滿適應，那麼，此文化係統就會趨於穩定而影響其對新的環境的適應能力。此即"文化守舊性"。按照文化人類學的"文化優勢"法則，一種高度專化的文化往往長失了向更高形態文化進化的優勢參閱托馬斯·哈定等《文化與進化》浙江人民出版，1987年版第四章。曆史的辯證法就是這麼無情，古代中國文明的偉大之處也恰恰成了其向現代轉型的障礙。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發達國家業已完成的現代化之間有一個巨大的時代落差，即我們不是在西方工業文明方興未艾之際來實現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現代化轉型，而是在西方工業文明業已高度發達以至於出現某種弊端和危機，並開始向後工業文明過渡之時才開始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這種曆史錯位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了特殊的曆史定位，它使得原來應當以曆時的形態依次更替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國的嬗變和演進，由於中國置身於開放的世界體係之中而轉化為共時的存在形態；它把加速發展現代化的曆史使命和消除現代化負麵效應的曆史任務同時置於剛剛踏上現代化征程的中華民族肩上，並使中國人備受對現代化前景的渴望和對現代化負麵效應的恐懼兩種相互衝突相互矛盾的文化心態的困擾。
綜上所述，導致中國現代化內在文化精神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1)現代化文化精神的自我裂變：人本精神與技術理性的衝突
在當今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裏，各民族在漫長的曆史中所形成一種相對狹隘的文化心態和思想觀念，正不可避免地遭到有力的衝擊，因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引入注目的深刻變化。各民族置身於這種全球範圍內科技高速發展不可抗拒的波瀾壯闊的曆史潮流中，都從各自大規模的現代化的生產實踐中深刻地體會到先進的科學技術令人驚歎的力量。它不斷創造出無數叫人難以想象的奇跡，大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這是我們時常稱道的現代科學技術造福於人類的積極的一方麵，但各民族在此同時也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現代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實踐之後所造成的不可低估的負麵效應，如環境的汙染，自然資源的匱乏，生態失衡，現代科技化的生產係統使各部門所需要的工作人員的數量大量減少，這就造成了就業的困難，其結果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倘若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對社會結構、生活秩序的衝擊和破壞在人類心靈上所引起的一係列反應都是各個國家、尤其是科技發達的國家裏的人文科學家們共同研究的中心課題。所要達到的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對現代科技社會中的人的生存狀況、人的命運、人的生存價值以及人性扭曲的具體情況作出科學的描述和闡釋，以引起世人的重視和思考，從而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來緩和或逐步解決這種種與人性相悖的現象。在中國，由於特殊的曆史定位，現代化進程從一開始就與西方不同，出現了技術理性與人本精神之間的張力，二者尚未在中國文化精神中取得主導地位就已經發生衝突。具體說來，在目前的中國社會，充斥著各種各樣關於現代化的文化心態：當一種價值取向強調科學技術和技術理性所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以及它對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確證的時候，另一種價值取向則從西方的曆史經驗中看到科學技術及其技術理性自律發展所帶來的普遍物化和人之異化等負麵作用，從而對科學技術和技術理性持一種人本主義的批判和拒斥態度：當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強調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對人的文化啟蒙以及人之主體性的生成對於市場經濟建構和現代化進程的積極意義的時候，另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則為個性的過分張揚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所帶來的價值混亂和道德滑坡等現象憂心忡忡。應當承認，人本精神和技術理性之間的張力過早地展開這一事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國社會減少或消除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過分發達所帶來的技術世界的普遍異化以及人與自然的分裂，但也的確存在著幹擾和延緩現代化進程的危險。中國現代化會由於缺少一種統一的文化精神而遲滯，呈現為一個乏力的進程。
(2)儒學新論潛在的主文化保守主義傾向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中國文化的複興，題中應有之義就應當包含儒家文化的複興。20世紀以來，幾代新儒家的學人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然而卻很難說他們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尚未找到新儒學的社會載體。每一種文化思潮在社會上發達、流行，必有堅實的載體。如果說，早期的、嚴格意義上的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無論如何固守中國傳統文化，還畢竟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同現代化或現代工業文明的總體適應問題，期待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內聖"開出民主、科學的"新外王"，那麼，目前"國學熱"中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主要關注點則不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適應現代化，而是如何用中國傳統文化醫治工業文明本身的弊端或現代化的負麵效果，如道德體係的崩潰、社會結構的解體、生態環境的破壞、心理平衡的打破等問題。進而，一些人由此而得出中國傳統文化將在21世紀複興的結論。尤其當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傳入中國後，更是引起一些人的共鳴，他們憤憤地批判和拒斥西方"帝國霸權主義"打著現代化旗號對中國文化所進行的"後殖民文化統治"，從而要求堅持中國文化自身的話語。
對於現代新儒學興起的思想根源，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有較為精到的評述："現代新儒家們感受到西洋文化思想的震蕩，而思調整並發揚中國哲學以應新時代的需要，他們的心理分析起來，大約有幾種不同：有的人對於中國的文化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認為西方文化有了危機，想發揚中國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惱；有的人看見西洋思想澎湃於中國，中國文化有了被推翻被拋棄的危險。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產業的苦心，亟思發揚中國哲學，以免被新潮流所衝洗而蕩然無存；有的人表麵上攻擊西洋思想，而不知不覺中卻反受西洋思想的影響；也有人表現上虛懷接受西洋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洋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洋思想，而仍然回複到舊的窠臼。"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浪潮洶湧而來且利弊得失也較清晰地展示出的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地以本土文化為依據做出的回應，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百餘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保守主義心態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從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防禦性現代化"，它不是一種出於使原有社會體製和文明形態自我完善、取得合理性的"主動的現代化"，而是出於救亡圖存、變法圖強的曆史緊迫性的"被迫的現代化"。由此而形成了具有複雜情結的中國現代化心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期待"不是對獲得新東西的渴望，而是對失去舊有物的恐懼，於是，保種、保教、保國、保民成了現代化的核心。傳統文化作為傳統農業文明形態的血脈和人們習以為常的生存方式，凝聚著民族的認同感和標誌，它自然被置於"保"字的中心，相應地，文化保守主義成為彌漫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主導性社會心態。洋務運動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構成爾後百年現代化的心理定勢，而以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複興論"為激進或極端代表的新儒學思潮亦開始興起。進入20世紀90年代，新儒學思潮開始重新在中國大陸複興，先是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方東美、劉述先、餘英時、徐複觀、杜維明等一批新儒學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出版、研究和評介，接著是一些頗有影響的學者開始從自己原來明確倡導的以科學、民主和人之主體性為宗旨的文化啟蒙立場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觀念和倫理中心主義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於是，一種拒斥現代化、批判現代主義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正在中國學術界泛起。
應當承認，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過直觀的方式比較深刻地體悟到人和自然相統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對於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條件下麵臨著人與自然相分裂、人與人相異化之曆史困境的人類確實可以提供某種有益的啟示。但是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人與自然相統一的觀念的強調隻是對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關係的模糊體悟，它根本無法與後工業文明時期人們基於人和自然分化之後形成的人須與自然相統一確切知識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語；同時，這種傳統文化精神是傳統農業文明條件下人的自在自發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最集中的體現，它同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和建構的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覺的行為方式和文化模式格格不入。尤其應當看到的是，中國社會目前所麵臨的根本問題並非是人與自然的過分的分化與分裂，而是人與自然相對不分化所導致的社會不發達狀態。困此，當新儒學試圖直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聖"直接引出民主、科學的"新外王"，當人們試圖直接以儒家倫理來重構中國社會以避免現代化的負麵效果，或者，當人們把後工業文化精神與傳統農業文明的文化精神直接聯姻或對接時，其結果隻會導致中國現代化"以過去為定向"的時代錯誤，從而消解現代化文明精神，斷送現代化的前程。
(3)後現代文化思潮對現代文化精神的消解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後工業社會"的提法在西方社會逐漸流行開來。與這種關於社會生活的概念表述相關聯，在思想文化層麵，則有"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文化"等表述用語。準確地界定上述概念用語的內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是20世紀人類文化發展的複雜流變以及西方社會的曆史轉型，導致人們對這種社會文化現象的觀念體認上的差異。然而透過這種表述，我們還是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到西方20世紀中葉以來的社會文化生活的曆史脈動--在工業化走向成熟之後，人們麵臨著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曆史轉型。從這個角度上說，"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文化"作為這一社會曆史轉型時期的重要思潮，客觀上構成了20世紀人類文化演化的重要階段。可以這樣認為，後現代文化是後工業社會文化運行的基本形式。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現代西方社會進入了後工業階段，而與之相應，現代西方文化也經曆了一次次新的裂變，隨之全麵推進到後現代時期。後現代主義文化在西方的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在新儒學重新在大陸複興的同時，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開始通過文學與哲學領域而切入中國。這兩種文化思潮雖然在文明時代上相距遙遠，但在基本的價值取向上則有一個共同點，即對現代性或現代文化精神的否定態度。如前所述，從19世紀下半葉起，尤其在20世紀，西方工業文明的兩大支柱精神即人本精神和技術理性開始出現張力和衝突，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過度發達並沒有達到人的本質力量增強和人的解放的宗旨，而是導致了人與自然生態關係的破壞和人際交往關係的異化，導致意識形態、技術理性、大眾文化等社會力量對人的統治。針對人類的這一文化曆史困境，於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以德裏達、福柯、利奧塔德等人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同存在主義等人本主義思潮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同樣，以深刻批判現代性的負麵效應為己任。後現代主義認為，人之主體性及啟蒙理性的發展是造成現代工業文明弊端的根源，因此，德裏達對邏輯中心主義的解構，福柯對現代人的消解，利奧塔德對多元敘事或宏偉敘事的否定，其宗旨都是對人之主體性和現代性的消解。中國的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正是出於對西方發達工業文明弊端的敏感的認識和對中國現代化中已開始出現的某些文化失範現象的憂慮，而接納後現代文化精神，企盼中國能超越工業文明階段，直接步入後現代社會。
後現代文化在中國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外來因素的影響固然不可忽視，但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為後現代文化的生長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改革開放的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進而導致由前工業化、前現代化向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轉型期的文化重新調整、重組為這種後現代文化的進入提供了條件。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深層變革，這是後現代文化興起的最根本原因。這就是說，無論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多麼有序規範，後現代文化都可能與之相繼而生。這也是後現代文化風靡當今歐美發達國家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共同原因，它反映了中國後現代文化具有的與各國後現代文化相仿的普遍性。這具體表現在：
首先，我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因改革開放而發生了變化。我國的經濟改革實行的是當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混合經濟模式，除了國有的和集體的經濟成分之外，還有個體、私營以及外國資本的投入，隨著這些非公有製經濟成分在中國由非法變為合法，由弱小變為強大，代表這些經濟成分利益的意識形態也逐步形成並合法化。政府允許那些後現代的美術、音樂、影視和文學等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的合法流通。多元的經濟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後現代文化作為一種非主流文化，開始與作為"主旋律"的主流文化並存。隨著開放力度的加大，原有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過去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每個人的社會地位都是由國家安排好了的，社會階層涇渭分明，難以變遷，而現在則不同了，階層之間的變動、融合與互滲的頻率加劇。過去一些高雅的階層、集團和職業變得日趨世俗化和平民化，而一向被忽視的階層如個體戶、私營企業等則日益受到理解和尊重。總之，社會階層的升降起伏，使人們的等級觀念和雅俗觀念發生了變化，反映在文化領域，就是淡化權威、雅俗合流、亦雅亦俗的後現代文化的崛起和蔓延。
其次，商品生產規律和市場法則對文化生產的滲透和衝擊。隨著市場經濟全方位的發展，社會文化秩序也受到了衝擊和影響。使商品規律不僅支配著我們的經濟生活，而且還日益滲透到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別是市場法則進入了文化的生產過程，使文化的生產目的、傳播手段和文化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價值都全麵地商品化了。在這樣的情形下，一種高度商品化的後現代文化的出現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不僅如此，市場經濟還激活了廣大民眾多年來被壓抑的消費欲望和享樂傾向，新的消費意識和享樂風氣不僅表現在物質消費上，也表現在文化消費上。文化的製作者和消費者都不滿足於十年磨一劍的所謂風格化的藝術作品，他們更要求花樣迅速翻新，並可以大批量複製的後現代文化產品，以滿足大眾的這種日益膨脹的文化消費欲望。
此外，後現代主義文化精神的切入還與中國社會大眾文化所呈現出的某種"準後現代性"特征密切相關，在市場經濟的浪潮衝擊下，大眾文化開始擺脫了昔日的意識形態特征取得了自律的發展。但是，由於中國尚未形成以個體化和人之主體性為核心的自覺的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所以，大眾文化主要以生活世界的衣食往行、飲食男女為主要內涵，在消費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導下自律地、多元地流動，呈現出一種貼近生活原生態的平麵文化特征。而以池莉、劉震雲等為代表的"新寫實"群體放棄以人之主體性為宗旨的文化啟蒙立場，同日常生活世界認同，以"過日子"、"湊合著過"為生存的本真狀態，這些又大大地加重了大眾文化的平麵化特征，為後現代主義思潮對主體性和現代性的消解提供了條件。
第三，生存體驗的"片斷化"與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前，人們的生活環境相對比較封閉，大多數人隻在有限的範圍內交往，很少與外界交流，因此那時人們的生活是自然素樸的、完整的。改革開放後，人們原初的生活經濟逐漸消退，日新月異，五彩斑瀾的萬花筒式的生活圖景成了人們生活的主導潮流，而以拚貼、瞬間感受為特征的後現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種體驗的表達，與瞬間性藝術同時盛行的是視覺藝術(尤其是圖像化藝術)，電報電傳、電影電視，使萬裏之遙變得近在咫尺，天下見聞頃刻盡覽無遺，加上複製等生產技術和現代廣告的狂轟亂炸，人們對圖像的、類像的文化產生了空前的興趣，即使是時間性的文化，也要盡量使之空間化和圖像化。總之，當代文化放棄了時間上被永久接受的追求，渴望在空間上被廣泛認同，這也是我國目前文化生產日益走向平麵化、圖像化或後現代文化的原因。同樣，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一個充滿競爭的時代，人們生活節奏緊張、迅速、迫切要求在快節奏、高強度的勞動、工作之餘放鬆一下自己。因此，娛樂輕鬆的、消遣刺激的文化便應運而生，而那種說教文化則備受冷遇。在這種情形下，文化製作者日趨迎合大眾的這種口味，各種感覺化、平麵化的大眾文化產品充斥社會生活。生產者隻提供瞬間的感覺，而消費者也隻要求瞬間的感覺，這種時尚正是後現代文化的內在要素。
總之，在當代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化、由經濟不發達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化的社會轉型期，後現代文化在中國的出現有其曆史的必然性。應該承認，後現代文化思潮在一定層麵對我國文化的生長是有可資借鑒之處的，例如它有助於人們進一步衝破陳腐的意識形態觀念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束縛，進一步促進我們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有助於加速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整個文化事業的民主化平民化進程，有利於密切文學藝術與現實生活的血肉聯係；它以充滿時代性、娛樂性的文化產品，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方麵的精神生活需要。但同時也應該冷靜地看到，後現代文化畢竟是我國社會文化轉型時期的產物，走向現代化是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主旋律，而這需要人們樹立理想，呼喚崇高，增加凝聚力。恰恰在這方麵，後現代文化有自身不可克服的離心傾向和渙散傾向，因而對人生理想具有不容忽視的破壞性和消蝕性。
2.中國現代化主導性文化精神的生成途徑
20世紀是我們親身經曆過的世紀。世界文化在這個世紀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無論從外在世界還是人的內在精神生活說，20世紀都呈現出了與前此以往的文化進程諸多不同的風格。如果說從近代文藝複興到19世紀，人類文化經曆了理性啟蒙、理性獨立和理性崇拜的發展階段之後，20世紀則是一個理性反思的世紀，反思理性的目的是為了使人類文化獲得一種更自覺、更合理的發展。
中國現代化文化精神的裂變與缺失狀態使得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很難完成在社會轉型時期重建人文精神的曆史使命，然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又命定無法逃脫這一曆史責任，無法不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固守文化啟蒙的立場，承載現代化文化精神建構的使命。這是因為，中國無法不經曆以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為基本內涵的現代化。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人類普遍交往和世界曆史進程是任何民族都無法抗拒的，今天，高科技的發展、全球信息一體化和世界市場的不斷拓寬，使得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成為一切不發達民族的首選價值。而中國的現代化同樣無法離開現代發達工業文明業已形成的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即人之主體性為內涵的現代化文化精神，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主體經濟"，它要求超越人的活動的自在自發性，要求活動主體的競爭與創造性的發揮。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社會麵臨的首要問題不是醫治現代化和工業文明高度發達而產生的負麵作用，而是全力以赴地加速發展現代化。
在20世紀中葉，世界產生了三項偉大的發明：1946年，電子計算機在美國問世，同一年電視機也在英國投入生產，1957年前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65年人類使用第一顆國際通訊衛星以來，這三項偉大發明開始聯為一體。人造衛星用於通訊，超越了各種地域的局限，隻要是在衛星的覆蓋範圍之內，則都處於其監測之下。一個覆蓋全球的衛星網絡在今天已經形成，這等於全人類暴露在同一雙眼睛之下：電子計算機能夠模擬人腦功能，對大量而複雜的信息進行精確、快速地處理和存儲。這意味著一個連接全球的計算機網絡一經形成，等於全人類擁有同一個體外大腦幫助思考；而電視機能夠以融聲音、色彩、形象於一體的方式進行圖像顯示，給人類傳遞出身臨其境的逼真信息。然而一個連接衛星網絡和計算機網絡的全球電視網絡一經形成，便對全世界促成了一種信息同步效應。在這一網絡之中，無論何時何地發生何事，都會被及時準確地傳遞到地球的各個角落。這意味著20世紀人類活動方式的重大轉折--全球信息一體化。
全球信息一體化的這種物質技術進步，其意義和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它同樣用無法抵禦的觸角深入到中國現代社會的深處，對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的模式進行了衝擊。它使得中國現有文化精神的表層和內質都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為中國現代化文化精神的生成，提供了一條既複雜又簡捷的途徑。它至少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全球信息一體化，將為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提供條件和可能。以往，由於文化傳播交流手段的地域和階層性限製，某種先進的文化往往為某個民族或某種社會階層所擁有，這客觀上造成了文化的不平衡發展，也產生了文化的霸權主義。而隨著信息一體化時代的到來，文化的時空距離大大縮小了，中國文化的民族或階層壟斷也被打破，而且客觀上把信息接受者聯為一個整體，共同參與文化的消費與創造，這使人類的不同文化主體間有了比較接近的行為尺度，有利於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
第二，全球信息一體化，將使中國當代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變得空前頻繁。以往各民族、各國家和各階層的活動都相對獨立，甚至可以對外封閉，然而，當代的現代信息網絡卻突然把人們緊緊地捆在一起，人們開始感到世界的擁擠，以至於麵對信息你別無選擇，你的行為本身就是在進行著文化的交流，而且某些個別的、局部性行為都有可能迅速造成全球的影響。
第三，全球信息一體化，在頻繁交流文化的同時又加劇了文化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具體表現在文化個體與群體之間、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衝突，而在精神與價值層麵的文化衝突則集中表現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的衝突。即日益強勁的世界性現代化文化浪潮正在湧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而現代化在工業技術層麵所導致的齊一化、標準化、感性形象化文化追求，正影響著民族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和個性。
第四，全球信息一體化，產生了一係列全球性的問題，同時也給正在生成現代化文化精神的中國產生了最直接、最赤裸的影響，全球性問題無疑是工業現代化文化時代的產物，而中國在無任何物質和精神的背景下，迎合了這個潮頭。在20世紀，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與進步，現代信息的傳播手段更是推動了這種科學技術的普及，這使得生產力所運用的後果，不僅影響到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且影響到全人類的利益。進而形成了一係列全球性問題。而這些問題之所以稱其為全球性問題，是因為其所造成的影響(後果)是全球性的，而問題的真正解決也需要全人類的通力合作。在今天，能源匱乏、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糧食短缺、核戰危險，等等，都是困擾著當代人類的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能否有效地得到解決，將直接影響著全人類的文化發展。也是中國現代化文化精神生成的過程中所應引起的警覺所在。
全球信息一體化的形成，開創了人類發展的新時代--文化一體化時代，在當代人類生活中，"網絡"、"數字化"、"信息高速公路"，早已是人們非常熟悉的詞彙，任何一個步入現代化或即將步入現代化的民族，正在逐漸適應這種人類文化一體化的新環境。然而當我們在為人類文化一體化時代的到來而歡呼雀躍的同時，也應將中國文化理性的視角訴諸一種文化價值層麵的深層思考：在處於文化一體化時代的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生成自己的現代化文化而加入人類文化整體的方式活動?如何在這種文化的統一性中去開發中國現代化文化的創造性和個性，並如何有效地協調局部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的矛盾衝突以達成全球文化的協調發展?
這些問題在20世紀下半葉已成為思想家政治家們日益關注的問題。因此，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不能放棄建構現代化文化精神的文化啟蒙立場。當然，在目前全球信息一體化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應當改變傳統的文化啟蒙和文化教化方式，探索文化啟蒙和現代化文化精神建構的新途徑。我們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啟蒙運動之所以沒能真正在中國普通民眾中確立一種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內涵的現代化文化精神，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運動都屬於一種外在的、表層的文化啟蒙。在這裏，人文知識分子以大眾的"立言人"或"代言人"的身份構造或引入一種現成的人文精神，外在地灌輸給普通民眾，而沒有使這種精英文化同大眾文化相交彙與整合，從而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的深處挖掘和培育出現代人的人文精神。而在市場經濟開始建構的今天，我們已具備了進行深層的新文化啟蒙的條件。一方麵，人類現代化進程所形成的現代化文化精神成果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已不再陌生，另一方麵，中國的大眾文化已開始相對獨立和自律地遊離與發展，並從利益多元化和需求多元化以及充滿競爭和創造性的社會生活中露出自覺的市民文化的端倪。因此，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應當實行以現代工業文明的主導精神即技術理性和人文精神為內涵的、以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彙與整合為形式的新文化啟蒙，以促進中國現代化主導性文化精神的生成與確立。這一文化啟蒙有兩個主要環節：一是以現代化為主導方向的文化整合，二是精英文化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和市民文化的自覺。
(1)從文化哲學層麵反思科學理性，對科學發現與創造的人文價值進行重新思考
哲學等人文學科要為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整合做前提性工作，這就是對彼此衝突的各種精英文化精神加以梳理與整合，在中國目前所處的曆史時期，這一文化整合要堅持人類價值尺度和曆史價值尺度的統一，但其主導目標是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內涵的現代化文化精神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真正確立。具體來說，一方麵，處於正在生成的世界曆史進程之中，麵對各種文化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衝突與碰撞，我們的確可以進行一種知識整合或文化整合工作，從而建構起充分體現人的類本質和類價值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理論形態。但是，另一方麵，建立市場經濟體製，使我國迅速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緊迫曆史任務，又不允許我們超脫曆史發展階段去單純從事一般的人類知識的綜合活動，不允許我們對各種有影響的文化精神給予同等的、無區別的地位。例如，盡管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的過分張揚可能帶來異化後果，但是對於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換的中國人，這又是在目前應當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精神；盡管儒家學說對於試圖克服工業文明弊端的後現代文化具有啟迪意義，但是在目前我們應當從總體上抑製它的作用。以免它的原始的"天人合一"文化精神阻礙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1)科學技術給人類造成的切身危害，使世人對科學理性的檢討與反思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麵對這種狀態，至關重要的是哲學等人文科學要從表層的、外在的文化啟蒙轉向生活世界中內在的、深層的啟蒙，從而促使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的交彙和整合。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而言，相互離析的市民文化與精英文化，誰都無力單獨建構起現代化進程中所具有的內在文化精神。有兩個重要方麵說明這個問題。其一，現代化曆史進程的緊迫性已不容許中國再用數百年時間去等待剛剛開始生成的市民文化緩慢地、自發地轉化為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主要內涵的自覺的現代化人文精神；其二，從發達國家或世界曆史進程中所借鑒的現成的現代化人文精神如果不同市民文化或大眾文化相彙合，也隻能是少數知識精英所倡導的封閉的人文精神，而不會成為中國民眾普遍的行為模式。
毋庸置疑，哲學理性或精英文化應當向生活世界的每個層次回歸。當然，這並非要消解自身，像"新寫實"小說家那樣簡單地同生活世界的平麵化文化模式認同，而是要引導自覺的深層次的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向生活世界滲透，促使內在於普通民眾中的各種具有現代主體特征的文化因素、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因素走向自覺和覺醒。具體說來，我們應當以人類文化精神的演進為參照係，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生活世界的結構圖式、存在方式，活動主體的價值取向等做哲學的、社會學的、文化學的多維度透視和實證性研究，從而把握並引導市民文化的生成與走向，促使現代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對接、交彙與整合，以形成中國現代化的主導性文化精神，彙入世界文化的大潮。
第3章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的轉型
與文化價值的重構中國的現代化是對現代性之外部挑戰的回應，這種發生於兩種文明和文化衝突之中的"後發型"現代化，就不能不具有文化選擇與轉型的性質，因而中國現代化運動既是對世界曆史趨勢的認同，又是一個價值選擇與重構的過程。以儒家學說為核心或表現形態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之中的命運問題，在近一個世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中國文化人或學者關注和爭論的熱點問題。這並不是學界的某種理論偏好，而是中國現代曆史進程不容分說地加給學術界的重大課題。和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關鍵環節。
中國知識分子關於"現代化"問題的思考，是在"曆史"與"價值"兩個層麵上運作的。在西方東侵的現代中國，驅策著知識分子們在曆史認知層麵體認了現代化的時代趨勢；同時，知識分子固有的文化關懷又促使他們思考現代社會人的發展和人的命運的問題，而他們關於人的問題的思考又是以既有的本土傳統和引借的西方價值為其文化資源的。這種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曆史認識和關於"人"的命運問題的價值選擇，既構成了中國現代化思潮的雙重動因，也決定了其固有雙重主題的內在緊張。應當這樣認為：一種主導性的或具有普遍影響力的文化，往往是特定民族曆史積澱而成的、主導性的生存模式。立根於"天人合一"信念之上的自然主義和偏重人倫實踐的倫理中心主義文化無法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科學、民主、理性的精神相契合。正因為如此，當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文明的腳步逼近我們這個古老的農業文明之邦時，我們的傳統文化無法像支撐傳統農業文明那樣再成功地支撐一個現代工業文明，而必須向以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內涵的科學、民主、理性的文化精神開放。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即使梁漱溟或新儒學等文化保守主義者，也不否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具有"內聖強而外王弱"的特征。牟宗三說，儒家學說中，道德主體發達，而知性主體(科學)和政治主體(民主)則非常缺乏。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如果要從現代化的阻滯力變為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則必須經曆深刻的、根本性的轉型或重構。
同樣，不應忽視這樣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應該或者隻能采取什麼樣的途經?毋庸置疑，文化的轉型總是牽涉到文化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並會呈現出千姿百態的形式，但是從根本上說，文化轉型通常循著兩條基本的路徑：一是內在創造性之轉化；二是外在批判性之重建。而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目標，在於尋求一條科技理性與人文價值相統一的健全的社會進化之路。而具體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轉型之途徑時，百餘年來一直存在著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分野。最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否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必要性，而最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如全盤西化論)則否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可能性。在這兩極之間，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主張中國傳統文化走內在創造性之轉化的路途，而溫和的文化激進主義則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走外在批判性之重建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現代化發萌於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兩者具有相當複雜的並生性和重合性，這樣，與超越西方範式之課題相伴隨的，就有一個對"現代化"曆史階段的認識問題。這就需要對"西方文明"進行"時代性"(現代化)和"民族性"(西化)的辨分，以確認"現代化"之特定的"曆史階段。"而我們看到，這種對"現代"與"西化"的辨分，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並不是一個易於把握的問題。從總體上看，百餘年來，雖然文化激進主義不時有驚世駭俗之舉，但文化保守主義一直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心態。在現代化進程初期，文化保守主義更多地采取拒斥轉型、拒斥改變的極端態度。如洋務運動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20世紀30年代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等等。在後來的發展中，以新儒學為代表的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逐漸占主導地位。他們大多承認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科學和民主，也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科學和民主的維度，但是他們認為，中國文化並不缺少民主與科學的萌牙和胚胎。因此，他們主張，中國傳統文化應經曆一種內在的創造性的轉化，"由內聖開出新外王"，即由儒家的道德主體轉換出支撐工業文明的知性主體(科學)和政治主體(民主)。唐君毅的"返本開新"、"回流反哺"和"回應挑戰"，牟宗三的"良知坎陷"，等等，都表述了這樣的導向。牟宗三用"三統"說十分精練地概括出現代新儒學為自己確立的曆史使命："一、道統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我們現在無法回避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由倫理道德的"內聖"開出科學、民主的"新外王"嗎?今天，這個問題已變得十分敏感、十分現實。因為我們發現，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新的關節點上，正悄悄地出現文化保守主義開始走俏的征兆。不發達國家中一些人們對工業文明本身弊端的恐懼和發達國家中後現代文化的興起，從不同側麵促使一些人試圖從新儒學那裏找到社會發展的出路。
以超越西方的價值境界為理想，尋求社會進步與人的完善的和諧統一，是中國現代化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征。如是僅從情感上說，我們十分渴望新儒學的文化理想能變成社會現實，但是，我們所接受的答案必須依據理性的分析。為此，我們首先應當從學理上揭示文化轉型或進步的一般機製或模式，然後再對中國傳統文化能否走創造性之轉型的道路，作出科學的回答。
1.文化轉型的價值與潛在背景取向
我們前文已經說過，從迄今為止文化學的發展來看，"文化"是一個大範疇，凡是人類所創造的非自然之物，凡是人類曆史地積澱的類本質對象化，一言可概之，人類創造的一切，皆可納入文化的範疇。具體說來，文化是曆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其核心是人自覺不自覺地建構起來的人之形象。在這種意義上，文化並不簡單地是意識觀念和思想方法問題，它像血脈一樣熔鑄在總體性文明的各個層麵中，自發地或自覺地左右著人的各種生存活動。也正因為如此，文化的變遷或轉型總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刻的變革，因為它代表著人的根本生存模式的轉變。
基於對文化的這種理解，我們對文化演進或進步的探討就不能停留於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對文化所產生的影響，而必須揭示文化內在的動力機製，這是文化轉型或變遷的根本性因素。任何一種主要的文化模式都內含著兩個基本的層麵：自在的文化層麵和自覺的或自為的文化層麵。正是這兩個層麵的交互作用構成文化演進或轉型的內在動力機製。
所謂自在的文化是指以傳統、習俗、經驗、常識、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構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動圖式。自在的文化一方麵包含著從遠古以來曆史地積澱起來的集體意向、經驗常識、行為規則、道德戒律，自發的經驗、習俗、禮儀、禮節、習慣等等，另一方麵包括常識化、自在化、模式化的精神成果或人類知識，如簡單化、普及化、常識化的科學知識、藝術成果和哲學思維。這些自在的文化因素通過家庭、學校、社會示範等方式而潛移默化地融進每個人生活的血脈中，自在自發地左右著人的行為。
而所謂自覺的或自為的文化則是指以自覺的知識或自覺的思維方式為背景的人的自覺的存在方式或活動圖式。科學對事物結構和運行規律的理性揭示，藝術對於對象和生活的自覺的審美意識，哲學對人和世界的命運與本質的反思，都是自覺的或自為的文化因素。除此之外，政治製度、經濟體製、技術操作等等的情形較為複雜。在以宗法關係和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它們可能成為自在的文化因素，而在理性化和法製化的現代社會中，它們又有可能成為自覺的文化因素。一般說來，自覺的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是自在自發地，而是通過教育、理論、係統化的道德規範、有意識樹立的社會典範等等而自覺地、有意識、有目的地引導和左右著人們的行為。
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人類文化精神的跨世紀整合相適應，正處於一個走向現代化的曆史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之所以我們用"轉型"來描述中國的這一偉大的變革時期，就是因為這種劇變所涉及的不隻是社會生活的每一區域或某一特定層麵，它既不單是"經濟的"，也不單是"思想的"，而是一場偉大的、全麵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體變革。正是這種宏觀的社會曆史生活的整體性變革的意義上，我們將其稱之為"文化轉型"。
文化是經濟、政治矛盾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麵。曆史的發展，既有物質條件的存留與演化，更以文化的變革和延續表現出來。毫無疑問當代中國的這種文化轉型是以社會轉型為前提的，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是使中國的社會文化走向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的前提因素。由此帶動了中國社會全麵轉型的車輪。學者們把這種社會文化轉型曾概括為六個方麵：第一、從產品經濟、計劃經濟體製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體製的轉型；第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型；第四、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第五、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第六、從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轉型。
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最基本啟動力量，但不是惟一的力量。社會轉型過程中引發的深層矛盾，隻有通過包括社會價值理想、人生目標、思想教育、科學文化在內的滲透於各個社會層麵的文化生長力量才能得以解決；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任務，但不是惟一任務，社會轉型所蘊含的社會全麵發展特質和價值目標，隻有通過大文化建設才能得以實現。
麵對當代中國這一偉大的社會文化轉型，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引導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轉型是什麼力量?如何進行?而決定新的文化形態的逐步生成的關鍵環節在哪?
中國是不斷發展的，文化也是不斷發展的，現代中國是一個大變革過程的矛盾體，它不僅有文化，而且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豐富的文化，中國文化現代化，就是對中國現代文化矛盾的合乎規律的解決。走向現代化是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核心內容，這一基本的目標取向決定了我們的文化轉型必然是開放的，尤其是麵對當代人類文化一體化時代的新格局，我們必須在傳統與現代、曆史與現實的有機融合中設計我們的現代化文化發展戰略。因而對曆史文化傳統的消化吸收以及對外來文明的借鑒，均構成了我們現代化文化轉型的曆史背景因素，需要我們對之進行認真的清理與思考。
文化特殊性的主要表現，就是國度性和民族性，這是長期曆史過程所決定的。文化演化到現代，所謂純粹的國度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是不存在的了，但文化的特殊性並未因此而消失。反思與重構，是文化演化或轉型的最明顯的表征。縱觀世界現代化的曆史，都伴隨著文化的反思和重構。同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步伐，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熱"，也一直沒有中斷。20世紀初，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把近代以來世界性的現代化進程理解為社會與文化趨向理性化的過程。按照他的理解，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是與西方的新教倫理文化背景相聯係的，而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儒家倫理則是排斥和阻礙現代化進程的興起的。然而距韋伯提出的這一論點僅半個世紀，以日本和"四小龍"為代表，東亞刮起了一股"現代化旋風"，其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世界矚目，被稱為是繼歐洲和北美之後的第三次現代化發展浪潮。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世界開始注意到東亞文化的獨特性品格與傳統。
現代化在東亞崛起的現實，對於我們拓寬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無疑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從表麵上看，東亞的崛起反證了韋伯的理論，然而這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因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文化形態的不同並沒有妨礙不同民族對現代化核心內涵的認同。因為現代化畢竟是現時代的一種世界性曆史進程。所以我們認為，透過韋伯的理論和東亞的經驗去尋找一些共性的東西，對於我們的現代化思考也許更為重要。這種共性的東西一般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現代化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生長，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均有賴於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和人類先進文化進行創造性的綜合，因之切不可在絕對意義上認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示範意義，真正的現代化不是模仿，而是富有意義的文化創造；第二，現代化是一個社會整體性概念，在現代化曆史進程的背後，折射著社會全部文化層麵的價值轉換，無論是工具理性層麵、政治製度層麵，還是立體價值層麵，都將經曆一種新的文化構建。從世界文化一體化的視角審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文化背景至少有三個最基本的層麵，這就是西方工業文明背景下的科學理性精神，以檢討理性為核心的20世紀文化精神和中國農業文明背景下的民族傳統文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作為世界現代化曆史潮流的組成部分，有賴於世界文明的背景參照，同時有賴於我們對自身的民族文化傳統進行富有現代意義的弘揚，有賴於我們對20世紀以來的人類實踐精神和文化發展意識的積極吸收。
中國走向現代化文化背景的第一個層麵：西方近代理性文化。西方理性文化有五點基本要素構合。第一，理性至上。整個近代，理性精神彌漫在西方的上空。恩格斯稱這是一個"用理性審判一切的時代"。理性啟蒙揭掉了中世紀宗教神學的麵紗，還給人類以理性思考的權利；第二，人性至善。肯定自我價值合理性作為人生核心追求的理念是在人類走出宗教神學的樊籬之後而形成的。與基督教義的人性本惡相對立。近代文明高揚個體存在的價值，肯定人的現實幸福，無論是人的精神體驗還是肉體快樂，都被視為人性之常；第三，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係是建立在等價變換原則基礎上的。它是西方社會經濟生活的最根本的特征。商品經濟的前提是承認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權和商品中所包含的價值量，前者是以商品所有者為本位，後者是以商品為本位；第四，征服自然，這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對立意識，工業文明改變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工業實踐在本質上是一種持續的創造性實踐，資本主義發展要求與科學理性精神的結合被賦予了一種現實的合理性，麵向自然、認識自然、駕駛自然，這是人的權利；第五，個人主義。理性精神的弘揚、商品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必然產生平等、自由的觀念。必然導致個人價值的被重視。上述五種文化因素，共撐著西方的理性文明，並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走向現代化文化背景的第二個層麵：20世紀人類文化精神。每當回首20世紀人類的文明進程，總是令人感慨萬分。從現實層麵看，科學技術在20世紀進一步呈加速度發展的態勢；信息的一體化又強化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發展中國家正告別農業文明，走向現代化的發展意識越來越自覺、越濃厚。20世紀人類文化發展大體說來，有這樣四種突出的特征：
第一，檢討反思理性的思潮。20世紀文化發展在表現形態上可能是各異的，但是在對理性反思的總體價值取向上卻是一致的，這些已達到了共識。正是因為人的理性能力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進一步拓展與發揮，為人們檢討反思理性提供了可能。20世紀科學技術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否定(戰爭危險、環境汙染、技術異化等)因素，使人感到理性的非至上性。人們越來越感到，人類的文明活動不可以被完全視為一種純理性的知識化現象，用愛因斯坦的話說："科學隻能斷定是什麼，而不能斷定應該怎樣"。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人文思潮的興起，從檢討人類理性的角度說，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價值的。
第二，人與自然的協調關係。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類工業文明對自然的征服與破壞，使受傷的自然開始對人類進行報複。如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以達成與自然的共榮共進，這是興起於20世紀諸多學科的重要主題，生態倫理學、核倫理學、文化哲學的興起，便傾注了這樣的努力。在這樣的視野下，大自然不隻是人類征服改造的對象，同時還是人類的母親和家園，當代人類應該在全新的文化視野上去展示人與自然(生存環境)的魅力的統一與和諧。
第三，精神文化價值的體認。20世紀使人們深切感覺到，人類的前景與未來問題並非是技術和科學所能包容的。當代人類生存危機的背後是人類的精神危機，人類隻有在主體精神層麵變革自身的生存態度和價值觀念，注意矯正文化發展的方向，才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另外，對理性的檢討使人類懂得，人類的精神世界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價值創造世界，除了理性的運思之外，審美鑒賞、情感體驗、道德評價等等，均是不可缺少的，這些不同層麵的精神活動，共同表征著人類主體豐富的自由本性和內質。
第四，"地球村"意識的樹立。20世紀人類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縮小了各國家和民族間的文化距離，世界已變成"地球村落"，這種文化的一體化趨勢改變著人類以往的生存方式。在今天，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重大事件，都可能影響全世界。當然這主要歸功於而今科技的空前進步，已使得生產力運用的後果不僅影響到一個階級、一個國家的利益，而且影響到整個人類，形成了一係列全球性問題。這些全球性問題的真正解決有賴於全人類的通力合作，有賴於全球意識的培養。"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全人類的和平、發展與進步的理念已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努力目標和行動準則。
中國走向現代化文化背景的第三個層麵。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積澱。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本土上創造的文化，它從遠古延續到今天，已有五千年的發展曆史。它是中華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創造、傳承下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它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風尚、審美趣味等一整套社會意味、社會心理及行為習慣。這既是一種具有穩定結構的文化模式，需經長期曆史積澱而逐漸形成，並使得全民族大多數人在潛移默化中認同、接受與傳承；它又是一種不斷變異、進化的動態係統，構成它的各種要素都會在傳承中有所揚棄、轉化和更新。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是體大慮周，博大精深的係統。它以儒家思想為主脈，融道家、佛教禪宗等各家之說於一體，兼容並蓄、源遠流長。從時代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是精華與糟粕並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