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林博士的行動是嚴格遵守湯普森先生所給他的指示的，那些指示是在深思熟慮下用高度的技巧構成的，出現在他報告的開頭部分。湯普森先生使用了十分冠冕堂皇的語調。他表示極端關懷法國的工業利益，井表示對於擬議中的對法談判，絕不能期望獲得任何重大結果。這時法國的棉毛紡織事業已經有了很大發展，英國對這一點的看法如何，法國方麵未免惴惴不安，而湯普森先生這樣的表示正與安定人心的作用完全相配合。按照湯普森先生的意見，在這些方麵對法國要求重大讓步是愚不可及的。
另一方麵，關於“重要性較次的商品”怎樣可以比較容易達到目的這一點，他作了一些暗示。這類所謂重要性較次的商品指的是哪些，在他的指示中當然沒有舉出，但是根據後來法國的經驗來看，卻完全可以懂得湯普森先生的意思，因為當他草擬這個指示時，英國運銷法國的麻紗和麻織品是列入《重要性較次》的項下的。
法國政府被英國政府及其代表們的那些花言巧語所感動，就打算對英作一些不重要的讓步，由此它自己也許還可以終於獲得些便宜，於是降低了麻紗與麻織品的進口稅。這時法國工業麵對著英國在這類工業上的巨大改進已沒有任何保護，就在緊接著的以後幾年，英國這類商品對法國輸出有了大量增進，1838年的輸出總額即達三千二百萬法郎。法國整個麻紡織業的價值極為龐大，達好幾百萬法郎，對農業和整個農業人口福利的關係極為重大，這時由於英國占了先著，這一工業有全部垮台的危險；除非設法提高關稅，製止英國的競爭攻勢，否則危險的發生就勢難避免。
法國受了湯普森先生的愚弄，這一事實已經極其明顯。他在1834年已清楚地看到，英國由於在製麻布的技術上有了新發明，這一工業在數年以後將有重大發展，所以他在這次談判中是指望著利用法國政府對於這類發明及將由此引起的必然後果還一無所知的情況的。在法國主張降低稅率的人們現在竭力要使大家相信，他們不過是要想借此對比利時的麻紡織業作某種讓步。但是這能掩飾得了他們對英國在這方麵進展情況缺乏知識，對由此所將引起的必然後果缺乏遠見嗎？
不管怎麼說，這一點總是肯定的：法國為了英國方麵的利益而失去它的麻紡織業的大部分，因此必須進一步設法保護它自己；這次英法間的增進貿易自由，是一個最近的、嶄新的經驗，使人永遠想起前者的老好巨猾與後者的不夠練達，可以把它看作一個新的麥修恩條約，第二個伊甸條約。這時法國麻紡織業者怨聲載道，法國政府也有意糾正已經鑄成的大錯。但是湯普森先生看到了這樣的情況怎樣呢？他完全模仿了赫斯啟森先生的老調，他大肆威嚇。說是要將法國的酒和絲織品摒之門外。這就是英國的世界主義。法國的麻紡織業已經有了一千年的曆史，同它下層社會的整個經濟，尤其是同它的農業，已經極度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工業的產品是一切階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全部價額達三億到四億法郎；而為了換取特權，得以將額外數百萬法郎的酒和絲織品輸赴英國，法國就得放棄這樣一個工業。麻紡織業與酒類及絲織品出口雙方在價值上的懸殊是一個問題，還有一點必須考慮到的是，法國失去了麻紡織業以後，如果由於戰爭而兩國的商業關係中斷，它將處於什麼地位；這時法國酒類和絲織品的過剩部分將不再能運往英國，而同時如麻織物這樣一類重要的必需品，它將感到缺乏。
任何人對這一點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麻織物問題不隻是一個經濟福利問題，而要比這一點重要得多，它同有關國家工業力量的一切事物一樣，是一個涉及國家獨立自主與國家權力的問題。
看起來情形的確是這樣，創造發明精神好象是替它自己安排了一個任務，這一精神通過對麻紡織業的改進，使各國理解到工業的本質、工業與農業的關係以及工業對國家獨立自主與權力的影響，從而暴露了流行理論的錯誤論點。如所周知，流行學派認為各個國家對生產的不同部門各有它的特長，這種特長或者是來源於自然條件，或者部分是從它的經驗過程中得來的，通過自由貿易，可以互相取長補短。我們在前麵的一章裏曾經舉出證據，說明這種說法隻有就農業而言是對的，農業所主要依靠的是氣候和地力。但是工業的情形不同，凡是處於溫帶的國家，如果它具有必要的物質、精神、社會和政治條件，在這方麵就具有同等的能力。目前在這一點上提供了最顯明例證的就是英國。我們曉得，德國、比利時、荷蘭以及法國北部的人民在一千年以前就從事於麻的紡織；如果要問，以過去的經驗與努力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條件來說，哪些國家最適宜於發展麻紡織業，那麼應當說就是這些國家。而英國的情形卻不同，它直到上一世紀中葉，關於這一工業顯然還很少進展，它所需要的麻布，那時候大部分是從國外輸入的，如果不是靠了關稅對這一工業的不斷保護，它甚至還不能用自製的麻織品來供應自己的市場與殖民地。人們都知道，卡斯爾累和利物浦兩位勳爵曾在議會中引證說明愛爾蘭的麻紡織業如果不是靠了保護製度，就無法與德國競爭。一百年來，英國的麻織品在全歐洲是最低劣的，但是由於有了新的發明，我們現在卻看到它咄咄逼人，企圖壟斷全歐洲的麻紡織業；這正同棉紡織業的情形一樣，近五十年來，英國壟斷了東印度群烏的棉業市場，然而在一百年前，它的棉織品甚至在自己市場上也還不能與印度產品競爭。雖然拿破侖是第一個對棉紡機的發明出了那樣大的賞格，雖然法國的機器工人和工業家早在英國人之先就從事於麻紡織業，而英國近來在這一工業上何以會有這樣的巨大進步，這一點目前在法國已成了一個爭論不決的問題。人們要問，在機械方麵具有較大天才的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於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釋，但是沒有一種解釋是正確的和合情合理的。要說英國人在機械方麵的才能得天獨厚，或者說在工業方麵的技巧與耐勞精神勝過德國或法國人民，這樣的說法當然是荒謬的。在愛德華三世的時代以前，英國人在全歐洲要算是最粗野、最無能的，那時他們當然決不會想到在機械方麵的天才上或工業的技術上可以同意大利人、比利時人或德國人媲美；但自此以後他們的政府就開始著重教育事業，因而逐步前進，終於在工業技術上青出於藍，可以同他們的師傅爭一日之短長。如果說近二十年來英國人在麻紡織機器製作方麵的進步超過了別的國家：特別是法國，那麼其中原因不外是以下幾點：第一，他們在機械技術上有了進一步的卓越成就；第二，他們在棉紡織機器方麵有了進一步發展，這類機器與麻紡織業用的機器在性能上是極相近的：第三，由於以前的商業政策，他們比法國人積累了較多的資本；第四，由於他們的商業政策，他們麻織品的國內市場比法國的要大得多；最後，他們的保護關稅，加上上述種種情況，使國內在機械方麵的才能獲得了較大的鼓勵和方便，得以專心一誌地從事於改進這一工業部門。
以下幾點是我們在上麵曾經提到的：一切的工業部門彼此之間有著極密切的交互作用；一個部門有了改進時，就為其他一切部門的改進作好了準備，起了推進作用；忽視了任何一個部門時，其他一切部門必然要感受到由此發生的影響；總之國家的全部工業力量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關於上述一些意見，英國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顯著的確證。他們最近在麻紡織業方麵的成就，對於上述意見提供了一個更加顯著的確證。
歐洲大陸的商業政策
合理政治最高的終極目的是一切國家都聯合起來，處於共同的權利法律之下；隻有在世界上最強大國家之間目前存在著的猜忌與衝突轉化為同情與和諧以後，它們在文化、繁榮、權力、工業各方麵達到了盡可能的均等，隻有這樣，這個目的才能實現。但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需要極悠久時間的一種工作。現在各國之間由於多種原因，彼此分裂、排斥，最主要的原因是領土方麵的糾紛。到目前止，歐洲各國領土的劃分並不符合自然事理。的確，關於領土劃分的公平而自然的基本條件，人們即使在理論上也還未能取得一致。有些人認為國家領土應當按照首都的需要未決定，不必顧到語言、商業、種族等等因素，使首都得以處於中心地位，得以盡量避免國外侵略的危險。他們希望有廣闊的江河作為邊界。還有一些人，他們的理由顯然更為充足，認為構成更好國界的是海岸、山脈、語言和種族，而不是廣闊河流。現在也還有些國家，缺乏發展世界貿易與建立海軍時所不可缺少的港口與海岸。
無論哪一個國家，如果已經有了內部發展與保持政治及工商業獨立所必要的領土，還要向外擴張，略取土地，那就違反了合理政策；因為這種不自然的領土擴張，必然激起披侵略國家的仇恨，並將使之耿耿在心，矢誌不忘，結果使得勝的一方因保有這一地區而需付出的犧牲，將遠遠超過它由此所得的利益。現在大家是不考慮國家領域應當如何公平合理地劃分這個間題的，因為其中還牽涉到屬於另一性質的許多利害關係。同時還有未可忽視的一點是，關於疆土的修正，現在要算是對各國極關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麵的奮鬥是認為理所當然的，實際上這一點在許多情況下是訴諸戰爭的正當理由。
還有一些足以使各國之間引起爭執的原因是，目前在工商業、航運業、海軍與殖民地占有這些方麵利害關係上的衝突，以及在文化程度、宗教與政治狀態這些方麵的差異與分歧。再加上各個王朝與政權各有它的利害觀點，就使這些情況在多方麵更加複雜。
但是另一方麵，出於某些國家彼此之間的同感，也可以造成對另一些國家仇視的原因。比較衰弱的國家會共同反對強大的國家，獨立自主受到危害的國家會共同反對侵略者，在海上缺少出路的國家會共同反對海軍強國，在工商業方麵有缺陷的國家會共同反對企圖壟斷工商業的國家，半開化國家會共同反對文明國家，君主國家會共同反對實行民主或部分民主政體的國家。
國家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某一時期可以與意向及利害關係相同的那些國家結為同盟，以反抗在這些方麵同它們相衝突的國家。但是意向與利害關係彼此之間的衝突是錯綜複雜、變化不定的，因此同盟關係也隨時會發生變化。國與國之間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以變成敵人，反過來也是這樣；隻要牽連到了某些重大的利害關係或原則，它們彼此之間不論原來是友是敵，就會互相抵拒，或互相靠攏。
各國之間的勢力均等這一點應當是一個終極目的，這是政治家們所久已認識到的。但是我們時常聽到的所謂維持歐洲均勢這種說法，實際上的含意並沒有別的，隻是弱國對於強國的侵略，企圖加以限製而已。然而人們往往把它們的眼前目的與最終目的相混淆，反過來也是這樣。
國家政策的當前任務總是在於要看清楚，當牽涉到種種不同的利害關係，因而要進行綺結同盟與謀求均勢的活動時，在哪一點上是眼前最迫切的；為了達到在這。一點上活動的目的，所有別的問題都可以暫時潤開，不加考慮。
當歐洲各王朝、君主與貴族的力量結合起來，共同對抗1789年的革命潮流時，關於權力與商業方麵的一切問題都置之度外，它們的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法蘭西帝國所采取的方針不是革命而是征服，這種政策也是同樣正確的。
拿破侖企圖通過大陸製度成立大陸聯盟，來反抗英國海軍與商業的優勢力量；但是他在這方麵要想獲得成就，必須首先設法解除歐洲大陸各國在被法國征服這一點上所存的疑懼心理。他失敗了；因為各國對於他在大陸上所占優勢的恐怖、畏懼，大大超過了海軍優勢使它們受到的損害。
法蘭西帝國瓦解以後，大陸聯盟的目標也就不複存在。從此以後，大陸各國就不再受到革命潮流與法國征服欲這兩方麵的威脅。但是當抵抗革命、抵抗法國征服的期間，英國在工商業、海運事業、殖民地經營與海軍力量這些方麵的優勢卻有了大大提高，從這時起，大陸各國所注意的，又一變而為聯合法國，共同向那個商業與海軍的優勢力量作鬥爭。但隻是由於對過去來自法國方麵的恐怖印象過深，因此對於一向同它們並肩作戰的那個戰友，沒有能充分提高警惕，這就造成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局麵。神聖同盟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
這個錯誤，通過意大利革命，也給它自己帶來了懲罰。神聖同盟不必要地引起了一個已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長時期內不會再起的反對力量。對大陸各國說來很僥幸的是，七月王朝竭力設法平息了法國的革命潮流。法國為了七月王朝的利益，為了鞏固君主立憲政體，與英國訂立了同盟關係。英國訂立這個同盟是為了保持它的商業優勢。
當法國覺得它的七月王朝和君主立憲政體基礎已經充分穩固的時候，英法聯盟就不複存在；一方麵法國對於海運、海軍力、工商業與國外殖民地，則又成為當前注意的問題。顯然，法國在這些問題上與大陸其他國家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這時七月王朝如果能使國家行政各部門的意見趨於一致，把那些由革命運動激起的領土問題擱開，竭力安定人心，消除大陸各國對於法國的革命與侵略意向的恐怖心理，那麼怎樣建立大陸聯盟，共同抵禦英國的海軍優勢，就會成為當時的主要問題。
但是當時居於歐洲中心地位的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能負起天然宜於由它擔當的任務，這就成為歐洲大陸進一步團結的莫大障礙。這個歐洲的中心部分，憑著它的地理位置，憑著可以消除鄰國恐懼侵略心理的中央憲法，憑著宗教自由和世界主義精神，最後，憑著它所具有的文化與權能，關於各國領土的劃分、政體的原則、國家的獨立自主與權力這一切問題，原來是可以成為歐洲大陸東部與西部之間的調解人的；但是它當時卻成為東部與西部各國爭攘的根源，各方都想把它拉到自己這一邊，而它自己則由於國內缺少團結而奄奄不振，它的意向所在，倏而偏於這方，倏而偏於那方，也始終舉棋不定。
這時德國如果能把它自己與它所屬的沿海地區，以及與荷蘭、比利時、瑞士聯合起來，構成一個強大的商業與政治的統一體，如果這個強大的國家機構，能夠使彼此可以相容的代議政體與當時的君主及貴族利益融合一致，那麼德國就可以使歐洲保持長期和平，並可以使自己成為可靠的大陸聯盟中心。
英國的海軍，即使不以船隻數目論，也在戰鬥力上遠遠地超過所有其他國家，因此海上勢力較弱的各國，隻有把它們的海軍力量互相聯合起來，才能在海上敵得過英國，這一點是極其明顯的。由此可見，每一個在海軍力量上較弱的國家，對於所有其他情況相類國家海軍的維持與發展，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而且其他國家的各個部分過去一直是分裂的，它們或者根本沒有海軍，或者即使有也極其微弱，所以應當把自己組織起來，構成一個聯合的海軍力量。談到對付英國的問題，假如俄國的海軍力量有所削弱，在法國與美國方麵就要遭受損失，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假使德國、荷蘭與此利時構成一個共同的海軍力量，對它們來說就都有好處；因為這些國家如果彼此分離，在英國優勢力量之前隻能算是一個隨從，如果能夠聯合起來，就能加強對這個海軍優勢國家的抵抗力量。
這些力量較差的國家所有的商船，隻能適應自己國際貿易上的需要，沒有一個是有餘力的，也沒有一個在工業上的力量能夠大大超過其餘國家。因此它們之間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其餘國家的競爭。但是它們對於英國力量足以壓倒一切的競爭，卻有著自衛的共同利害關係。英國的優勢工業力量向來是通過荷蘭、比利時與漢撒城市進而控製大陸市場的；因此怎樣使英國失去這些通道是它們所必須共同注意的一個問題。
由於輸入熱帶產品時主要是用溫帶的工業品來償付的，就是說前者的消費所依靠的是後者的銷售，因此每個工業國家都應當努力建立與熱帶地區的直接貿易關係。如果次一流的工業國家都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利害關係，並且依照這一點所指的方向進行，那麼就沒有一個國家在熱帶地區會占有範圍特別廣大的殖民地，會在這些方麵居於特殊有利地位。拿英國來說，如果它現在所努力以赴的目的能夠實現，就是說它能夠使印度生產它所需要的殖民地產品，在這樣情況下它與西印度群島之間進行的貿易也仍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用工業品從西印度群島換取到的殖民地產品，以能夠轉售給別的國家的數額為限。假使它不能把這些產品轉售給別的國家，那麼西印度群島的占領對它就毫無用處。這時它要麼任其自由，要麼把這部分的貿易讓給別的工業國家，除此以外，它別無辦法。由此可以推定，所有海上勢力較弱的國家遵行著這樣的政策並互相進行支援時，是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並且還可以進一步推定，假使荷蘭參加德國商業同盟，假使荷蘭的殖民地與德國有了進一步密切的聯係，這兩個國家並沒有一個會受到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