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楊雲彥利用存活率法推算了中國1953～1982年間各省、區的省際人口遷移，其基本數據也彙集在表65中。期內全國9個淨遷出省、區累計淨遷出2385.0萬人，19個淨遷入省、區累計淨遷入2497.5萬人（缺西藏），差額僅112.5萬人，年均3.75萬人，不及前述《中國人口》叢書差額的1/22，在合理的誤差範圍以內，顯然具有參考價值。
將《中國人口》叢書和楊雲彥兩列數據相比，多數省、區差異不大，唯四川、安徽、湖南3省差距甚大。在《中國人口》叢書中3省合計年均淨遷入19.56萬人，而據楊雲彥的成果卻是淨遷出51.70萬人，一進一出達71.26萬人之多。
相對而言，在以上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中，筆者認為楊雲彥的成果可信度較高。《中國人口》叢書有關3省分冊所推導出的人口淨遷入實際是個假象，原因看來主要就在於未能充分澄清原始統計資料中的混亂。如安徽分冊明明已指出1954～1984年間本省年均增長人口65.7萬人，年均自然增長人口75.9萬卻又根據戶籍登記機關顯然不甚可靠的統計，得出省際遷移的遷入大於遷出，年均淨遷入約11.1萬人的結論，自相矛盾。事實上任何一個觀察過中國人口遷移現象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即四川、安徽、湖南3省是移民的重要來源。在1987年抽樣調查和1990年普查中，3省均為主要淨遷出省絕非偶然。
表65彙集了建國40年來中國不同時期省際人口遷移的基本數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時期淨遷出區和淨遷入區的變化。筆者在國內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論述，指出：“近年來省際人口遷移的最大變化在於同傳統模式相比遷移方向明顯逆轉，淨遷出區與淨遷入區發生了顛倒”。
自19世紀以來，中國人口一直在從位於黃河、長江中下遊和東部沿海的國家核心區向著廣大邊疆地區遷移，這一傳統模式在新中國建立後的頭二三十年不僅繼續保持，而且得到了增強。從表65可見，這一時期內邊疆省、區人口均為淨遷入，黑龍江、內蒙古和新疆是全國突出的人口淨遷入區，而移民主要來自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東南部沿海地區。自70年代末葉以來，改革開放的洶湧大潮使這一傳統模式完全顛倒了過來，邊疆省、區幾乎全部轉為淨遷出，黑龍江、內蒙古和新疆也概莫能外，而山東、上海、江蘇、廣東等省、區則由全國主要的人口淨遷出區劇轉為主要的淨遷入區。
首先，改革開放解放了生產力，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也加速了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進程。過去，製約人口遷移的主要是土地及其糧食承載能力，它引導著人口不斷從地狹人稠的國家核心區流往地曠人稀的廣大邊疆。而現在，在土地及其承載能力之外，工商業的地理區位對人口遷移已產生愈來愈大的吸引力，由此而導致遷移方向逆轉。
其次，中國的區域發展出現了新的不平衡。過去東部地區人口壓力大，經濟體製也統得過死，生產力發展受到一定束縛，對人民生活水平頗有影響，山東、安徽、四川等省一些地區尤為貧窮。而此時廣大邊疆地區仍相對地廣人稀，開發程度低，個人的自由度也大，故生產門路較廣，溫飽問題易於解決，加上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大力提倡，遂形成向邊疆移民的洪流。實行改革開放後，東部地區的優勢得到發揮，沉睡的生產力被喚醒，經濟發展速度顯著領先。而邊疆地區交通閉塞，信息不靈，原有基礎又差，再加上經多年移民，人口密度大增（1953～1982年間，黑龍江省增大1.8倍，而山東省僅為0.5倍），昔日地廣人稀的優勢已不複存在，在初步解決溫飽之後要進一步發展致富就麵臨著遠較沿海地區困難的局麵，如鄉鎮企業發展水平比沿海差之甚遠，甚至一個省趕不上沿海一個縣。這種種差距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上得到綜合反映。近年來，相對於全國平均數，東部沿海各省、區指數均在上升，邊疆省、區卻有顯著下降，如1978年山東省比黑龍江省低40％，1987年反而超出9％，這無疑是製約人口遷移方向的一根強有力的杠杆。
最後，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國家的一係列政策也發生了變化，戶籍管理以及對人口遷移的控製有所鬆動，生產布局的重點由內地和邊疆轉向沿海，一個統一的、能促進勞動力及其它生產要素在計劃流動和自由流動中達到最佳配置的社會環境正在形成，這些對人口遷移也有重大影響。
對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表明，1985～1990年間全國各省、區省際淨遷移率與1985～1989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秩相關係數為0.6019，不計黑、浙、吉、寧4省、區為0.8948。與1989年人均投資額的秩相關係數為0.7353，不計黑、浙2省為0.8698。正相關十分明顯。淨遷移率與1985～1989年人均食品產量的秩相關係數為-0.3530，與礦產資源潛在價值的秩相關係數為-0.4230，表明人口正在從工農業資源富集區遷往貧乏區，這正好與傳統模式相反。
食品和投資兩種人口容量指數，是各省、區的食品產量和投資額的人均值與全國平均數的比值；甲區間兩種容量均富餘，丁區間兩種容量均短缺。而1985～1990年間在省際遷移中，人口正由短缺區遷往富餘區的形勢在圖上反映得很清楚。黑、吉、內蒙古3省、區過去長期是全國重要的人口淨遷入區，隻是近年才轉為淨遷出，顯然屬於特殊情況。
更值得注意的是省際淨遷移率與人口密度的關係。在傳統模式中，人口密度愈高，淨遷出率愈大；人口密度愈低，則淨遷入率愈大，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負相關。但根據1987年1％抽樣調查，1982～1987年間的淨遷移率與人口密度竟呈現正相關，且秩相關係數達到0.6664，若不計寧夏則高達0.7644，表明人口正由低密度區流向高密度區。根據1990年的普查，1985～1990年間青海、新疆由前幾年的淨遷出轉為少量淨遷入，致使前述秩相關係數降。
有一部分省、區經濟水平較低，卻有移民的淨遷入，相反，經濟水平較高的，卻成為淨遷出省。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這些省、區多有移民傳統，往在形成鏈式遷移或慣性遷移。二是這些省、區的經濟水平在全國範圍內可能是高的或低的，但若與其鄰省相比，情況也許正相反。筆者認為由相鄰省、區之間的差異造成的壓力梯度往往對人口遷移有更大的影響。例如，1985～1990年間全國14個人口淨遷入省、區1989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居全國第1、2、3、5、6、7、8、9、10、13、16、17、20、26位，前9個不必說，後5個即湖北、新疆、寧夏、山西和青海，即與這種鄰省之間的壓力梯度有關。試看以下圖式（分別以5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00）：
3.主要的人口淨遷出省和淨遷入省
從表65可見，最近若幹年來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傳統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據此，可將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始終保持淨遷出：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浙江。
由淨遷出轉變為淨遷入：山東、上海、江蘇、廣東。
由淨遷入轉變為淨遷出：黑龍江、內蒙古、吉林、河北、江西、廣西、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
始終保持淨遷入：寧夏、湖北、海南。
以下著重對幾個代表性省、區的省際人口遷移作一概略考察，從中可反映出全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基本輪廓。
（1）四川省以四川盆地為主體的四川省東半部是全國突出的人口稠密區，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銳，自清代晚期起人口即已向雲、貴等省遷移。近幾十年來，其規模顯著擴大移民範圍擴大到西藏以及整個大西北。此外，對東部地區的遷移，尤其是婦女（稱“跑灘女”），規模也相當可觀。四川一位學者曾指出：“四川人多地少，生活水平較低，而新疆、青海、甘肅和西藏、雲南等地人少地多，勞動力缺乏，一些地區工資類別高，因此四川有大量幹部和農村人口外流上述地區成為上述省區人口遷入的主要來源。”筆者計算了1944年出生的人群在1964～1982年間的留存率，全國平均為97.60％，四川僅91.79％，在所有省區中最低比該年齡段死亡率更高的幾個省也低得多，充分說明人口在大量遷出，淨遷出率可能高達4～5％。第四次普查也表明四川確是全國首屈一指的人口淨遷出省淨遷出率僅略低於廣西。
（2）山東省該省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人口淨遷出省之一，向外移民的強度在清末和民初“闖關東”的大潮中達到最大，二三十年代對東北的移民中，山東人即占了八成。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由於前期大移民引發的鏈式遷移，又因省內不少地區（如魯西南、魯西北）低產多災，農民生活貧困，對移民有較迫切的願望，故仍長期保持淨遷出。遷出量與農業生產形勢大致成反比例，即豐時少歉時多，遷移方向仍以東北為主，如1952～1958年間黑龍江省共接受外省農民集體移民38萬人，山東省即占89％。進入80年代山東省經濟發展迅速，吸引了移民大批返回，1985～1990年由黑龍江和吉林遷入即超過遷出0.6倍，表明傳統的遷移模式已完全顛倒過來。
（3）上海市從19世紀起，一直是全國突出的人口遷入區。1950～1954年間淨遷入數仍達69.2萬人（按當時政區）。1955年開始的無數次政治衝擊波，使上海成為全國對外人口遷移強度最大的地區，1955～1976年間淨遷出數多達1858萬人；從1977年起上海開始轉為淨遷入，迄1990年淨遷入達87萬人。遷移模式發生如此巨大逆轉的基本原因在於前期遷出人員一當政治環境允許立即大批回遷，而構成典型的逆向鏈式遷移。應該說，前期遷出人員的很大一部分都屬於鏈式遷入源，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不管當初遷出時自願與否，返回的願望差不多都是非常強烈的。一旦政策允許，他們就會迅速遷回。據調查，1950～1985年間上海市區遷出人員的回遷率超過60％，其中參軍為90％，工作調動和“上山下鄉”接近70％；即使按中國傳統屬於“一去不回頭”的婚遷，回遷率也達25％。此外，國家生產布局方針的變化對上海影響也很大，五六十年代在全國全民所有製單位基本建設投資額中，上海一般僅占2.4～3.0％，至七八十年代該比重大幅度上升，1986～1989年間已達7.0％，從而為人口的回遷及其它遷移創造了經濟前提，否則僅有戶口遷移政策的改變還是不夠的。
（4）黑龍江省從19世紀末葉到本世紀70年代一直是全國人口遷入強度最大的一個省，僅1950～1979年間淨遷入人數即達761萬人，大大超過其它任何省區。在期內該省純增人口中，遷移增長獨占1/3，如加上移民的自然增長，則占1/2，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黑龍江省吸收移民如此之多與它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是分不開的。首先，該省地廣人稀，自然資源豐富，謀生之路廣闊。除冬季寒冷外，沒有其它明顯不利的地理條件，移民容易適應。其次，當地原有居民少，且這些居民也都是更早期移民的後裔，因此不存在像內地那樣的“本地人”同“外來戶”的矛盾以及盤根錯節的宗族勢力。民族成分也很單一，整個社會環境對人口遷移十分有利。最後，黑龍江省交通發達，早就建起稠密的鐵路網（與大移民實際上是同步進行的），這也是其它邊疆地區無法相比的。但進入80年代，該省人口遷移形勢卻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根據1987年1％抽樣調查，該省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人口淨遷出省，在1990年普查中，其淨遷出量也居全國第四位。遷移模式的逆轉致使省內不少地區人口減少，土地荒廢，設備閑置，但另一方麵也可能促使其經濟由粗放型向著效益型的轉變。
（5）內蒙古自治區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受人口遷移影響最大的省區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移民繼續大量湧入，1947～1953年間淨遷入100餘萬人，1954～1960年間達到276萬人，移民的絕對數量在全國僅次於黑龍江省。但對人口遷移而言，內蒙古無論自然條件還是人文條件均與黑龍江差之甚遠，因此自1961、1962兩年出現移民大退潮後，淨遷入數便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從1978年起則幾乎年年均為淨遷出，遷移模式也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內蒙古經濟水平不高，糧食不足，幹燥半幹燥類型的生態係統又相對脆弱，近年來生態危機逐漸加劇，而且又是少數民族地區，確實不應再接納移民。有鑒於此，國家已在1981年作出了“不向內蒙古大量移民”的決定，這樣做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6）江西省民國期間，全省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成為中國南方一個突出的相對人少地多的省份，因此建國後周圍不少地區的人口大量遷入。據該省戶籍登記機關的統計，1954～1985年間（缺1958年），除1962、1963兩年有少量淨遷出外，其餘年份均為淨遷入，累計淨遷入量達229萬人，在同期內全省淨增人數中約占13％，成為整個南方少有的人口淨遷入省。但從1987年1％抽樣調查和1990年普查來看，江西省均為人口淨遷出（戶籍機關的統計中仍保持淨遷入），遷移方向也逆轉了。該省雖然在人均占有的耕地麵積和糧食產量上仍占有一點相對的優勢，但工業落後，職工平均工資額為全國最低，農民收入也不如鄰省，在目前的形勢下，這些不能不對人口遷移方向產生重大影響。
（7）西藏自治區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背景，西藏曆來外地人口遷入極少。西藏和平解放後，為促進經濟、文化建設，從內地抽調了一些幹部和職工進藏，但直到1964年，西藏的漢族人口僅3.7萬人，說明至此遷移量是很小的。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為適應這一新形勢，抽調進藏的幹部、職工人數大增。又因從60年代後期起，內地青年大批“上山下鄉”，就業困難，已進藏的幹部、職工通過各種途徑把在內地的子女、親屬安排進藏，一般均取得城鎮戶口和就業機會，收入也明顯超過內地。由此導致了1965～1979年間的遷入高潮，合計淨遷入達17.7萬人，占期內全區純增人口數36.7％。但此數係由自然增長數推算出來的，未必很準確，實際上迄1980年全區漢族人口僅12.2萬人。進入80年代，遵照中央關於“西藏工作要以藏族為主體”的方針，前期漢族移民大批內遷，僅1981、1982兩年合計即淨遷出5萬人，此後每年淨遷出數千人。至1990年全區漢族人口降至8.1萬人。今後內地對西藏應以智力支援為主，人員也以輪換而不是定居為宜，故人口淨遷移率將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
（8）北京市作為新中國的首都，人口增長很快，其中遷移增長占了很大比重。但其人口遷移也受到政治、經濟形勢的極大影響。據此，可把建國後的40年清晰地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1960年，期內淨遷入153.7萬人，幾占純增人數一半。第二個階段是1961～1970年，期內因“下放”和“上山下鄉”等原因淨遷出102.0萬人，占同期全市自然增長人數的60％以上。第三個階段是1971～1990年，累計淨移民逾130萬人，約占純增人口42％。以上可見，40年來的北京市人口遷移曲線呈現為一個巨大的馬鞍形，但總的說來全市仍有較大的淨遷入。目前，向北京遷移的人口強度依然很大，80年代後半期其淨遷入率在全國最高，導致城市規模急劇膨脹。如何有效地把對北京的人口遷移控製在合理的限度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該區土地遼闊，資源豐富，但新中國成立前人口不多，外來移民也少，1949年漢族比重僅6.7％。新中國成立後，移民大量遷入，迄1980年的31年中，除1962年外，其餘各年均為淨遷入，累計淨遷入達313.7萬人，占期內純增人口數37％，該比重之大，甚至超過了黑龍江省。這一時期的移民以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為最多，此後規模逐漸萎縮。由於人口大量遷入，漢族占新疆總人口的比重在1975年達到曆史最高的41.4％，比1949年增多450萬人。從1981年起新疆人口逆轉為淨遷出，其基本原因仍在於由前期大移民引起的逆向或回返型鏈式遷移。此外，某些移民單位由於種種原因，其中包括工作中的失誤，使貧窮麵貌經二三十年之久不能改變，甚至每況愈下，終於喪失凝聚力，導致移民大量流失。曾有作者發表長篇報告文學，對新疆建設兵團這個由移民組成的巨大社會—經濟實體在80年代出現的嚴重移民流失現象作了多層次多側麵的分析和描述，指出主要原因正是經濟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在新疆兵團人員外流的同時，相對更為貧窮的甘肅等省的農民仍在向新疆遷移，加上油田開發等重點建設引發的移民，80年代末新疆又轉為人口淨遷入，但規模與五六十年代已不可相提並論。
（10）青海省過去人口稀少，經濟、文化極端落後。新中國成立後各項事業的大發展，與外省區人口大量遷入關係至密。1950～1979年間，盡管曾有60年代初移民的大退潮，全省累計人口淨遷入仍多達52.8萬，占純增人口23.6％。受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各年間移民大起大落，典型的如1956、1958、1959年，3年合計淨遷入68.2萬人，而1960～1963年4年合計則淨遷出57.2萬人。原因之一是在組織人口遷移時，無視客觀規律，以感情代替政策，結果事與願違，反取其咎，這在移民墾荒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曾有作者指出：“青海解放後多次大規模移民墾荒，除勞改農場辦得成功外，基本上都是失敗的。”進入80年代青海的省際人口遷移也波動很大，一方麵前期移民有著回歸的迫切願望，另一方麵各項事業又都有人力上的需要。為穩定職工隊伍，扭轉人口東遷的被動局麵，1984年省政府同意12萬外省籍的職工家屬前來本省城鎮落戶，以解決很多職工長期分居的問題。但據1％抽樣調查，1982～1987年間全省年均人口淨遷出率仍高達3.6％，居全國之首位，與以往的大遷入形成鮮明對照。
（11）寧夏回族自治區這是全國一個相對穩定的人口淨遷入區。1950～1990年間僅1961～1963年3年為淨遷出，其餘年份均為淨遷入，40年累計淨遷入約65萬人，占純增人口18.8％，加上移民的自然增長則將近30％。但近年來對寧夏的移民已明顯地漸趨萎縮，80年代後半期年均淨遷入僅4400人，僅及前35年的1/4。寧夏是少數民族自治區，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居於全國之冠，加上移民遷入，目前人口壓力已相當沉重，估計今後對寧夏的移民不會再有大的增長。
在表66中根據第四次人口普查10％抽樣資料，列出了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矩陣。從中可歸納出以下兩點：
首先，省際人口遷移以近距離為主，在一般情況下，移民的來源和去向均以鄰省為主。如對北京和天津的移民中，河北省均獨占1/3；對廣東省的移民中，廣西獨占1/3；對海南省的移民中，廣東、廣西兩省、區合計占63％；等等。在中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中有24個以鄰省為首位遷出地，有22個以鄰省為首位遷入來源，其省際人口遷移與遷移距離的相關係數均為負數，表明距離越近，遷移量越大。
其次，省際人口遷移與過去長期形成的遷移鏈有關，由此會導致慣性遷移。如近一個世紀來，山東省的人口一直大規模向東北遷移，近5年該省對外省的人口遷移仍以黑龍江、遼寧、吉林3省居前3位。這說明曆史上形成的遷移渠道或關係網，會長期地起作用。反之，在逆向遷移中，上述鏈式因子也同樣地發揮作用。如近年黑龍江省人口大量遷出，其主要去向就是遼寧、山東兩省，原因就在於過去前往黑龍江的移民，大部分來自這兩個省。
第三，根據流向和吸引中心，可在全國劃出5個主要的省際遷移圈：
（1）廣東圈，包括均以廣東為首位遷出地的廣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湖北6省、區。5年中總遷移量達490萬人，淨遷入37萬人，內部互換率56.0％。
（2）上海圈，包括江蘇、浙江和安徽3省。彼此互為居一二位的遷出地。總遷移407萬人，淨遷入26萬人，內部互換率43.2％。
（3）東北、山東圈，共4省，均互為居前3位的遷出遷入地。總遷移345萬人，淨遷出2萬人，內部互換率49.7％。
（4）京津、河北圈。總遷移233萬人，淨遷入56萬人；因北京遷入源很廣，故內部互換率僅34.7％。
（5）西南圈，包括四川、貴州、雲南3省，均互為首位遷出遷入地。總遷移275萬人，淨遷出99萬人；因外遷多，內部互換率僅28.8％。